作者：马雁

    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女性作家。从初版至今，《第二性》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与德文版的销量也以数百万计。

　　《第二性》使波伏瓦获得世界性声誉，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而不少西方妇女则将之奉为“圣经”，据说这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几乎所有涉及到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史、社会史的著作，都无一例外地把波伏瓦描述为“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

　　而同时，在女性主义内部，现代西方最著名最强势的女性主义者之一、《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作者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话仍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严格地说，《第二性》并不是第二次女性主义的一部分。”而整理米切尔遗作、继承其女性主义大家衣钵的托莉·莫娃，总结之前多位法国女性主义者的共同意见：“现在波伏瓦死了，女性主义终于能够自由地进入21世纪了。”

　　波伏瓦矛盾的处境和声誉，某种程度上，正暗示着她可能矛盾的立场、矛盾的价值、矛盾的行为——此处可参照波伏瓦终生的爱人、同志和阴影，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名言之一，“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

　　1929年，波伏瓦通过哲学教师考试，成为法国第九名被授予哲学教师头衔的妇女。也是从此时开始，她结识了萨特，开始担演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角色——萨特的终身伴侣。

　　在那次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考官们为了将第一名授予波伏瓦还是萨特，展开了艰难的抉择，有人说“如果萨特展示了伟大的智慧和坚实的——但有时是并不精确的——文化基础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同意，在这两个人中，她是真正的哲学家”。

　　但即便如此，波伏瓦还是被授予了第二名。

　　而在波伏瓦自己内心里呢？在《回忆少女时代》中，她曾提到过对“另一半”的憧憬：“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地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然后，她在20岁的时候遇见了萨特。她感到他严厉地斥责了她的思想，“一天又一天，在这些日子里我都与萨特相对而坐，而且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和他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她迅速地否定了自己的哲学天赋。她直到死都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

　　波伏瓦决定要在自己的经验中“传达独创性的要素”，而且“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我必须转向文学”。她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三部小说：《女宾》（1943），《他者的血》（1945）和《人都是要死的》（1946）。在这些小说中，波伏瓦实践了她关于“寻求一个既是具体的又是基本的真理似乎是在追求实际存在的特殊性和抽象的一般性的不可能的结合”的文学观念。

　　从1949年开始，波伏瓦的创作采取了两种主要的形式：自传和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很显然，这两种都是无须创造力的写作形式。因此，即使《名士风流》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龚古尔奖”，波伏瓦也从来不被列入20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之列。

　　更大程度上，波伏瓦是作为一个存在主义情人而存在的，她与萨特的“自由伴侣”关系被人们不断引述。她一生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担任一个情人，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萨特不是那么风流成性，波伏娃也就不会写出《第二性》。而这种“伟大而独特”的关系并不像她自己所声称的那样美好。《女宾》中那句“轻率信任的代价，就是她猛然面对一个陌路人”透露出了这个秘密。回顾她19岁时那著名的独立宣言“我决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难免显得可悲可笑。

　　《第二性》，想要表达“作为女性的抗议”，最终表达出的却是“抗议成为女性”。作为女性的抗议，意味着一种新的选择；而抗议成为女性，则是轻松的，并且不意味着进一步的创见。在这个意义上，她不被认可为女性主义者，也不被认可为存在主义者。

　　她最终的身份只能是存在主义最著名的情人罢了。

   （编辑：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