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绪山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中国历史特有现象
2007年8月15日屈超耘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治世也能出好作品》的文章，提到中国历史上可堪注意的一种现象：国家衰乱之时，往往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而国家大治或强盛时，思想家便销声匿迹，了无踪影，好诗、好文章无处可寻。于是南宋大儒朱熹有“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说法，而清代赵翼则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慨叹。然而，屈先生并不完全赞同朱熹和赵翼的说法，认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治世也能出好作品。他以唐、宋两代作为实例，说明盛世可以和思想华章并存。
在我看来，屈先生以唐宋两代作为立论的历史依据并不恰当。就整个中国历史而论，唐、宋两代可以称作“治世”，但以这两个王朝为例证来说明治世可以出好作品，却不具有普遍意义。李唐王朝以胡汉混杂血统承继大统，所受传统政治伦理影响较少，加之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族融合造成的文化碰撞，使李唐王朝多了些开放的文化多元性，这是唐代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且，应该看到，唐代文化的繁荣主要在诗歌文学方面，就思想创造论，大思想家并不多，很难说是思想史上的开创性时期。至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主要与宋太祖立下的“不杀文人”的规矩有关，而宋代的不杀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中国历史的真实事实是，越是强大的王朝，对文人的防范越是严密，对文人异见的镇压越是严酷。可以说，国家大治或强盛几乎都与思想的专制和禁锢，对文人的严厉控制、残酷镇压相伴为伍。秦始皇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一统天下，算得上政治上的空前盛举，但随之而来的是“焚书”、“坑儒”，开启思想文化专制的先河；汉代国力鼎盛以武帝一代造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思想于一尊的国策随之出炉，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明清两代，国力强盛为前代所不及，而文人思想所受控制之严厉，文字狱发生之频繁，文人遭受虐待和屠戮之惨烈，成为这两个皇权专制王朝的国政特色。纵观一部中国历史，“国家幸而诗人不幸”是常例而非特例。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国家不幸”的时期，最典型的当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清末民初。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争城争野之战，无不杀人盈城盈野，暴力充斥，国无宁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衰颓，蛮夷入侵，民众颠沛流离，转死沟壑；清末民初，列强欺凌，军阀混战，华夏大地暗无天日，民众生活水深火热。然而正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三个时期，却见证了思想文化的质的飞跃。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本原文化的基础；魏晋南北朝出现佛教、道教和儒教的三教并立和玄学的兴盛；而清末民初则出现了融汇东西文化的新文化的兴起，开启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历程。这三个时期都是“国家不幸”的时期，然而又无疑都是文化繁荣的时期，其取得的思想文化成果之丰硕，为其它“治世”难以望其项背。朱熹所谓“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赵翼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乃是所处时代迥异的两位智者的洞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是“历史的实然”。
不过，这种“历史实然”却差不多是中国历史所独有。从世界历史上看，这种现象并不通行于世界各国。中世纪欧洲各国四分五裂，在历史上有“黑暗时代”之称，文化成就也乏善可陈，“国家不幸”与“诗人不幸”共时并存；而在另一方面，大约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为同时，城邦民主制度运行下的古希腊小国，不仅国力强盛，以少胜多，取得抗击强悍的波斯帝国的空前胜利，而且也取得了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辉煌思想成就，创造了成为后世不可及企及的范本的艺术成果。而罗马帝国的强盛也与文化思想的文化繁荣为共时并存。至于被恩格斯赞誉为“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文艺复兴时代，更是以欧洲各国逐渐摆脱积弱状态、走向国家强盛为前提和基础。近代欧洲各国，文化思想的繁荣无不以国家的强盛为前提，“诗人之幸”无不与“国家之幸”互为依存。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国力强盛为全球之冠，其思想文化之繁荣，科技之发达，均与其国力强盛相辅相成，也是“国家大幸，诗人亦大幸”的绝好例证。中国历史特有的“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现象，并不通行于世界，与欧美历史事实也是凿枘不通的。
二、天才的兴趣、思想的自由与研究的闲暇是思想创造的充分条件
屈先生在文章中提出“治世如何才能出好作品”的问题，认为这是一篇值得做的好文章，并希望有更多的同道一起来做。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早在2001年我在《教授们过得太舒服了吗》（《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17日）一文中提出，思想文化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探索的真兴趣，研究的冲动出乎天然，非以暴名、啖饭为目的；二是充足的时间之保障；三是充足的思想自由。最近我在《论国人的“大师”情结》（《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一文中再次阐述这一见解：“或问，中国何时才能形成‘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答曰：‘大师’并非凭空出现，乃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如果能有三个必要条件重合，则可能导致‘大师’群体的出现。这三个条件：一曰聪明颖慧、好学不厌之人才，二曰学者享有充足的闲暇；三曰学者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这三个条件缺少其一，皆不足以造就杰出人才。”中国向来以人口众多著称，就中国一向庞大的人口而言，聪明颖慧、好学敏思的杰出人才从来不曾缺乏；所缺乏的是思想自由与充足的闲暇两个条件。这种认识是否可以回答屈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呢？ [NextPage]
中国历史上“国家幸而诗家不幸”，“治世”不能出好作品这种特殊现象，源于一个独特的中国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治世”的出现与皇权专制的强化同时并存，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治世”往往正是皇权专制最强有力的时期，皇权专制强化之一大特点是思想专制，思想的高度统一和禁锢。所以，一旦“治世”来临，思想自由便遭到压制，乃至被完全窒息。在“治世”中，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可以自由思想，其他人则不能自由思想。于是，处于帝王权威之下的文人，即使是不世出的杰出人才，也只能食君俸禄，为君分忧，将才华“货于帝王家”，将充分的闲暇用于粉饰太平，论证现政权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其所能做的只有歌功颂德，礼赞君王圣明，做“廊庙”文字，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如果文人的思维之流溢出君王设定的岸堤，而被视为异端，则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此，治世盛行“太平颂”成为常见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相反，“礼崩乐坏”的颓世虽造成民不聊生，乃至生灵涂炭，却使思想家和诗人获得了治世不可能得到的思想自由。那些有意于经国济世者，可以纵横捭阖于大诸侯之间， 在尽展其才华的同时而保持独立之身，放言无忌而不必处处谨言慎行，自由思想而不必顾虑身家性命的安危；对于脱离君王羁绊而无意于仕途者，虽不免于忍受清贫之苦，但一方面获得了盛世难得的充足闲暇，另一方面因多了些对人生与社会的切肤体悟，思想被磨砺得更加锐利而深刻。换言之，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世”与思想自由和闲暇（用于独立思考的闲暇）的两难共存，乃是理解中国历史上国家兴衰与文化兴衰成反比这种特有现象的关键。
因此，面对一部以“国家幸而诗家不幸”和“国家不幸诗家幸”交替并存的中国历史，“治世如何才能出好作品”的问题，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身处“治世”的人们——不只是思想家和诗人，思想家和诗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何得享思想的自由和充分的闲暇。鉴于中国历史上“治世”的思想专制乃是“诗家不幸”的根源，那么，“治世如何才能出好作品”的问题也就成了“治世”如何克服思想专制、保证思想自由的问题。当今世界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各国的历史事实说明，“治世”既能提供人们充足的闲暇，也能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而“乱世”虽能提供人们思想自由的空间，但却不但保障人们充足的闲暇，有时甚至不能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治世”优越于“乱世”的地方。因此，这些民族所享有的“国家大幸，诗家亦大幸”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揆诸20世纪下半叶思想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期待当今之世出现好作品，我们还需要什么，不是很清楚的吗？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