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
本人作为中国摄影界的一员，虽是无名鼠辈，但从业余到专业再到业余，在摄影圈里混了30多年，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摄影事业的迅猛发展与巨大变化。滋生了一种自信、自强的亢奋，却无什么“自恋”“自傲”的感觉。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摄影艺术展览已举办过19届，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自1983年成立至今，每年举办一次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每两年举办一次新闻摄影理论研讨会。与此相关的摄影书刊、图集、理论文集出版颇丰，中国摄影的函授教育已进行多年，摄影教育在一些名牌大学陆续亮相，摄影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文化。中国的摄影事业不但有了自己的专业队伍，还有成千上万的摄影爱好者作后盾，相机的占有率及胶卷的消耗量已今非昔比，数码摄影等高科技手段正在快速渗透到摄影领域……中国摄影界的作品也开始逐步走向世界。诚然，中国摄影界总体上缺少客观反思的气氛也是事实，但无视建国50年来有目共睹的成就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偏见。这样的评论家扮演了“不下蛋光打鸣”的公鸡角色，动辄居高临下慷慨激昂，叫得头冠充血、羽毛倒竖、脖子变粗、声嘶力竭，到头来也只能拍拍翅膀走下高坛与被他看不惯看不起的母鸡雏鸡杂交鸡们一道寻寻觅觅而已。
黄文最大的毛病是用自己的“自卑观”全盘否认了建国50年来中国摄影界的成就，无视摄影人的理性与纪律、个人与组织、政治与摄影、历史责任与个人承担等诸方面的因果关系，用偏颇的超脱的一厢情愿的目光审视中国摄影界的现实及既往的历史，就会犯主观片面的毛病。请看黄文的几处错误观点：
一是对中国新闻摄影领域的批判太武断太过激了。声称中国的新闻摄影领域“缺乏彻底的思想清算，所有的错误都被执政党承担了”（注：此言有根据吗）；“作为个人的思想觉悟哲学思辨从来没有清理，摄影记者可真是一个一本万利、无需反省自己政治判断的好行当……”
众所周知，摄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形象纪实的最好手段，不论是新闻摄影、艺术摄影还是多种样式的实用摄影，比起其他文化现象来更接近政治。黄文也承认“新闻摄影的时间的即时性与及时性、图像的纪实性与直观性，决定了无论摄影人是否‘智慧’，是否心甘情愿按下快门，你就和被摄对象所处的现实连同你当时对它们的认识与评价一并定格在影像之中，反观影像也就反观摄影人的学识、修养、观念、态度思想……既然如此，摄影记者所拍的照片能脱离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背景吗？在那个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非常时期，端着那个年代还很稀罕的相机，身处在为特定的路线服务的传媒工作的摄影记者该承担多少个人责任呢？那个时候身不由己的你、我、他能超越特殊的党性和纪律、阶级和路线的限定吗？本人曾在“批林批孔”中“超脱”过一次，就是因为在歌咏比赛现场，没有主动拍摄手持藤帽铁棍的工作队的合唱方队，被“反潮流战士”像“老鹰抓小鸡”似地，从栏杆外提进栏内，强迫着要我按动快门（实际上我也没有真按），事后还没等我返回报社，“反潮流战士”的小汽车已停在报社院中，正在向值班编委审查我的历史，幸亏这位编委“圆场解围”，说我是部队刚下来，不了解地方情况，并答应变通一下，结果这一“变通”，让我参加与报道不搭界的“下乡小分队”，一去就是半年。如果象黄文所说的那个年代的摄影人都是昧着良心按快门的话那也不全对，但非要标榜自己自觉抵制也不现实，倒是像笔者这种处在懵懵懂懂中的不主动者，却大有人在。因此黄文提出要让那个时代过来的摄影人来个彻底的思想清算，一是不现实，二是办不到，三是在说不负责任的“风凉话”。难道非要这些过来人来一次“自我革命”“重新做人”不可？任何人的“革命道理”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而且通过革命的实践从成功和失败之中总结出来的。
黄文的第二大错误是把参加1998年中国抗洪救灾中的拍摄者们描绘的太黑、大小心眼了。他在文中责问“他们中是否有人因为没有抽到‘精彩’的抢险镜头……心里不停地琢磨洪水为什么不再涨高一点，脚下的堤坝为什么不再出现几个管涌、冲开几个缺口？以满足他们能够拍到‘精彩’的照片获奖出名、得利的强烈欲望。这些人心里可能成天都在思忖韩国飞机干吗摔在上海而不摔在自己眼前、火车出轨翻车为什么偏在湖南……”这种以小人之见度君子之腹的无端猜测，这种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设问到底有多少根据？无中生有的杜撰难道是评论家应有的品格吗？
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摄影作为时代的镜子。历史的见证更应如此。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历史，自信者能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更加自信，而自卑者只会吹毛求疵，其结果永远自卑。
（编辑：金子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