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清明节，旅日画家常嘉煌又一次来到敦煌，他是来开凿新石窟的。

    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三危山前看到万道佛光，他立下宏愿，四处化缘，开凿了敦煌莫高窟第一窟。

    此后，敦煌石窟持续开凿了10个朝代，历时1000多年。

    莫高窟的最后一个洞窟开凿于公元1574年，也就是说从元代末期以后，敦煌石窟的开凿就完全停止了。

    1996年，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在敦煌党河峡谷开工，8年了，他每年都要在东京、北京、敦煌三地往返十几趟。

    常嘉煌开凿现代石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的父亲就是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因为生在敦煌，父亲给他起名嘉煌，这种身份注定了他与敦煌有一种扯不断的关系。

    旅日画家常嘉煌进入正在开凿的现代石窟，给我们介绍说：这是3号洞，三号洞是净土窟，这是7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一个唐代壁画，现在日本已经成了国宝了，日本浅草寺的一个和尚，就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发愿把这幅画再画回来，再还回给中国。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坐标，就是我们从这里开始，进行现代石窟的创作，这里面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因为这些都是被骗取到、掠夺到国外去的，让大家看，这些东西都在国外。

    在莫高窟对面的一座背山面水高高隆起的沙梁上，伫立着常书鸿的墓碑。他的坟茔，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九层楼。

    常嘉煌回忆说：我对敦煌是一种交织着爱和恨的一种情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小时候放暑假很喜欢来敦煌，但看到我父亲母亲生活的那么苦，我也觉得，连喝的水的都是咸的，然后文化大革命又是一种灾难性的打击，变成了一提到敦煌我就感到是一种很恐怖的状况，甚至是地狱一样的。我父亲就跟我说，你看过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吗？我说看过，他说，我们所经历的比那还要恐怖。

    关于敦煌，常书鸿用了“恐怖”这个词，但他却倾其一生保护敦煌，并深深眷恋着这个地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希望儿子留在这里继续他的石窟梦。

    仿佛是前世之约，29世纪40年代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一次看到伯希和编的《敦煌石窟图录》，就被那精妙绝伦的敦煌壁画深深地震撼了……
 
    这惊鸿一瞥的瞬间，注定了常书鸿与敦煌的一世情缘。

    已在世界画坛有所建树的常书鸿，由此抛开巴黎优裕的生活，携妻带子乘坐敞篷大卡车，颠簸了一个多月来到了莫高窟。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勤管理人员范华回忆说：当时他才三四十岁，很年轻，穿着西装，当时敦煌还没有穿西装的人，所以到城里以后，人们就围着看他和陈芝秀，都说是中央来的。

    到了莫高窟后，常书鸿进的第一个洞窟是254号，洞里的那幅北魏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讲述的是大车国国王萨垂那太子的故事：国王有三个太子，有一次结伴出去游玩，见到七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虎正嗷嗷待哺，想到这些生命即将死去，萨垂那太子极为伤感，决心要舍身饲虎，于是支走两个哥哥，从崖顶纵身跳下。

    看完了壁画，常书鸿对同行的人说，我知道于右任院长为什么要让我们第一个来看这幅壁画了。

    曾来过莫高窟的于右任，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常书鸿：选择莫高窟就选择了牺牲。

    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竟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常书鸿心急如焚，研究所成立后，他们立即开始着手对石窟进行全面保护。

    范华回忆说：在1943年的时候，打了个围墙，就首先把这个洞子围起来。那时候的生活苦得很，来的时候就住的那个马棚，有时蔬菜供应不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撒点盐、倒点醋拌着吃，常老没有单独开灶，也是吃的这种饭。

    莫高窟的生活艰苦到了极点，那些来自大城市的艺术家们受到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都在紧张进行中。

    窦妈是常书鸿的同乡，解放前从浙江来敦煌时才18岁，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她都住在莫高窟皇庆寺里服侍着常家老小，直到常书鸿和李承仙都相继故去。在窦妈的印象中，常书鸿一天到晚都在工作，每天只睡3、4个小时，从没有闲暇的时候，除了钻洞窟就是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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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常书鸿满腔热情地拯救莫高窟时，妻子陈芝秀因为不堪忍受莫高窟的艰苦生活悄悄出走了。

    范华回忆说：陈芝秀走的时候是1945年春天，在兰州的报纸上声明和常老脱离关系，常老才开始追，是连夜追啊。敦煌走安西要几百里，连夜追，可能有点瞌睡，就从马上跌了下来，没有追上，打击大得狠。常嘉陵那时才几岁，还小，一直要找妈妈找妈妈，常老一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管娃娃。

    噩耗一个接一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反复给国民党政府写信申诉，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但这些信都石沉大海。

    员工们开始一个个离开，研究所里只剩下常书鸿和范华、窦占标两个工人。
　
    范华回忆说：王道士已经把藏经洞卖掉了，如果再把莫高窟交到敦煌县政府，那时都是腐败的政府，谁管呢？你只要给我钱，你可以拿莫高窟的东西，都可以拿走，剥壁画啊，塑像啊，都可以给卖光。后来，公文往来没有啥作用，常老就亲自去找，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莫高窟的。

    常书鸿离开敦煌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这位巴黎来的大画家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

    范华介绍说：离开莫高窟后，就到四川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到重庆后找到于右任等一些他熟悉的人呼吁，于右任又给国民党政府打报告说明情况，说莫高窟是祖国的遗产，不能交到敦煌县政府，一定要有个单位来保护。

    1946年秋天，国民政府决定收回成命，敦煌艺术研究所交由中央研究院直管，常书鸿立刻在四川等地招兵买马，重新组织了一批艺术家返回了敦煌。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招兵买马中，常书鸿结识了李承仙。

    在张大千等人的撮合下，两位痴爱敦煌艺术的有情人喜结良缘。

    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研究所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并运送到北京、南京等地和国外巡回展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出版完成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等重要文献。

    常嘉煌回忆说，在1964年，我父亲开完全国人大回来的时候，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见到周总理了，总理问完敦煌的事情以后呢，突然说了这句“你的孙子在敦煌吧？”我父亲说“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有孙子。”总理笑笑说：“我的意思是说敦煌的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要子子孙孙做下去。”那时候我才上小学，所以我父亲跟我说这些话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又一次炼狱降临到这个艺术的殉道者身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常书鸿、李承仙被打倒，遭到猛烈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窦妈的丈夫窦占标，原是一个国民党警察，在他不满20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先生。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标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

    就这样，一字不识的窦占标脱去了警服，无师自通当起了泥瓦匠。在此后的整整48年中，窦占标对每一个洞窟、每一条栈道、每一个台阶都做过修补。

    窦占标和常老情同手足，在那个非常岁月，“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却让保姆窦妈和她的丈夫保护着。

    对文革中不堪回首的往事，常书鸿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里只留下了寥寥数笔，他说：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浑身留下“纪念品”的幸存者。

    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

    离开敦煌时，他只带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用具都留在了皇亲寺，以备他随时回来。

    以后的十多年里，他每年都要回敦煌，就住在一间土屋里，睡在那张土炕上，来两碗窦妈做的面条，然后又一头扎到洞窟里。

    但盛名之下的常书鸿，晚年并不平静。这位敦煌的保护神甚至被微妙的告知最好不要回敦煌。

    常嘉煌回忆说：我在整理我母亲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件东西，我父亲写的“面壁”，落款“丙寅长夏”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就是虎年嘛，1986年，他写“时客京华，”就是说我父亲很痛心，就是说他在北京是住着部长级的房子，但他是“时客，”是客人，永远是客人。我觉得很震惊，我父亲一直在“面壁”。

    常书鸿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在一个小院中度过的。每天午后，他都要坐在院子里的那棵梨树下，静静地冥想。

    窦妈回忆说：他就睡在这个地方和我聊天说：我死掉以后，一定要埋在这个地方，后来就埋在这个地方了，埋了10年。
一切都好像静止了。

    客厅西墙上的日历，永远停在1994年6月23日上。

    常书鸿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也是他珍藏30年的梦想，就是想用现代石窟来延续敦煌艺术。

    常嘉煌回忆说：这个想法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我记得在50年代、60年代初的时候，我到敦煌来，我父母亲就说，我们是研究保护古代石窟的，但是我们这一代都是艺术家，我们能不能为后代留一些作品？到了1965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他们就很紧张地进行新石窟的设计，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都被批判了。

    历经坎坷的常书鸿再也无力去实现这个夙愿了，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续从事敦煌艺术的保护和光大。

    常嘉煌介绍说：我父亲母亲对我寄予很大希望的，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承敦煌事业。父亲的愿望常嘉煌是知道的，但他却一直在回避着这个沉重的接力棒。

    常嘉煌大学毕业后，父亲让他去日本学画，回来好继承他的事业，但常嘉煌学成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在日本娶妻生子，过上了很安逸的生活。

    父亲很不满意儿子的作为。

    眼看父亲将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常嘉煌重新做出了选择。

    常嘉煌回忆说：在1994年的时候，我在日本举行画展，其实举行画展还是为敦煌筹资。后来，我母亲打电话说爸爸的情况不太好，我听完这话后，画展一结束，我就赶回北京，冲到医院，当我推开病房门时，我父亲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但他精神还很好。他看到我点点头，然后我到他跟前时，他一直盯着我，当时我就想，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我突然想出来了，我说：“爸爸，嘉煌去敦煌。”我一说完这句话，我父亲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

    常嘉煌回到了敦煌。

    他选择了党河的一段峡谷开凿现代石窟，以了却父亲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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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10月，莫高窟以西59公里外的党河峡谷中，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开始启动了，党河峡谷再次响起了凿窟的斧锤声。

    现代石窟的开凿方式与古代石窟无异，在钢钎和铁锤的敲击下，现代石窟一寸一寸的前进。

    凿窟工人小侯告诉我们：一般两三个人，如果像这么硬的，一天两三个人也凿不了一方来，如果稍微松点的，就像下面这有大石头松一点，就好凿些，一天能凿一两立方吧。人家就是不愿来这个地方，我是叫我的几个亲戚朋友来的，当地人要的工钱贵，人家不来这个地方。

    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已经生长了8年，这8年中，常嘉煌反复体会着古代敦煌人开凿石窟的艰辛。

    党河峡谷的崖壁上，常嘉煌开凿的十几个洞窟像蜂巢一样排列着，这些洞窟被一条100多米长的隧道串联起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如此浩大的工程，几近于一个无底洞，不断增加的资金投入让常嘉煌难以为继。

    常嘉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石窟越大投入的资金也就越多，而我画画的时间越少，画画的时间越少卖画的钱越少，所以几次想停下来，我做不下去的时候，我母亲鼓励我，她说你应该做下去，这是一种精神在支撑我。

    然而，现代石窟开凿工程的进展异常缓慢，缓慢得让许多人失去了耐心。

    一些专家开始给他泼凉水了，还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常嘉煌根本就是一个骗子。

    常嘉煌说：军人失败了杀头，商人失败了跳楼，政治家失败了下台，但是作为艺术家没有失败，只是他的作品被承认或者不被承认。

    石窟的开凿彻底打破了常嘉煌原有的生活，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也无暇顾及远在日本的家。

    常嘉煌告诉我们说：我跟我爱人反复说过这样的事情，说我必须这样做，她一直不理解，后来我到敦煌来工作，那边也就脱开了，等于是，怎么说呢，这个家庭也就崩溃了。

    60年前，常书鸿为了保护石窟执意留守敦煌，妻子陈芝秀出走他乡；60年后，常嘉煌为了开凿现代石窟，也与妻子分道扬镳。在婚姻家庭方面，父子的命运竟然如此的相似。

    没有了妻子儿女，没有了经济来源，在最初的几年里，常嘉煌唯一的依靠就是70多岁的老母亲，著名敦煌美术家李承仙。那幅色彩还很鲜艳的《药师菩萨图》就是李承仙的绝笔。

    常嘉煌回忆说：当时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呢，我是买医药费啊，她都非常节省，因为有些费用是不能报销的，她也没有告诉我。等她去世以后，我才发现她留下一大笔钱，是留给石窟的。我当时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为石窟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石窟，交给敦煌了。

    敦煌美术家、常书鸿的妻子李承仙曾对自己的儿子说道：你从小就生在敦煌，你的名字就叫嘉煌，是嘉峪关内的敦煌，所以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你爸爸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个现代石窟完全也是爸爸的意思，要继续敦煌，要把我们现在中国的绘画延续下来。当然，搞这个现代石窟现在很困难，没有资金，没有人员，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随着大家对你的理解，不管任何困难，做下去。

    2003年，李承仙追随已逝的丈夫常书鸿而去。

    母亲的去世让常嘉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

    在最困难无助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待在敦煌山庄的工作室里，整理父亲的遗物，他试图在这种翻阅和思考中去读懂父母，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战胜一次次的打击。

    2003年9月27日，在母亲80诞辰时，常嘉煌在党河绝壁上完成了巨幅壁画《飞天》，这幅图源自常书鸿、李承仙夫妇16年前创作的中国唐代飞天。
 
    断崖上的飞天壁画，是这里唯一的一抹色彩。

    常嘉煌告诉我们：我父亲母亲的骨灰的一部分，装在一个小瓶里面，在那块壁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埋进去用石头封好，涂上了颜色，可以说我父亲母亲的灵魂永远和这个飞天在一起了。

    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参观现代石窟的时候，教师靳军说：非常惊讶他在这么几年的时间内开凿了这么多洞窟，进行一种新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我非常震惊。

    中央美术学院学生说：想到几千年后的下一代能看到这样的艺术，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也很让人震惊。

    常嘉煌说：有一个美国作家叫维特克，他70多岁了，他深夜来看我这个石窟很感动，他说人类凿石窟，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生活的，有放粮食的，有交通的，有挖矿的，但是以艺术为目的的很少。他说你这个石窟往前凿一米，就是一米的艺术品，不是说在墙上画什么，你这种行为，你做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艺术品。什么时候你觉得凿不下去要停下来，你就停下来，这个作品也就算完成了。

    在我们离开敦煌前，窦妈突然向我们讲起她头天晚上做的梦。

    这个在大佛脚下度过大半生的老人，一直相信是一种佛缘把她和常家连在了一起。窦妈告诉我们：梦见常老说你给我帮帮忙，取啥呢？一取就又不见了，好像取一个信，他说你给我帮帮忙吧，我去给他帮忙。你看，那一年有病时，他给我说，这个院子这棵梨树我可喜欢了，我可喜欢这个地方了，别人不知道你知道。

    1980年4月，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与常书鸿进行了长达10天之久的对话，其中有这样一段：池田大作：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常书鸿：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来到莫高窟。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