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初春，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位年轻人得到了一个噩耗，他被告知患有胸隔恶性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这一年，他仅有32岁，医生给他最乐观的估计只有两年时间。
    
     然而23年之后，这个人不仅没有被死神领走，反而带领一支科学考察队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当年那个被癌症宣判死刑的人现在已经55岁了，他的名字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彭加木。
    
    彭加木是著名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也是这次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队长。
    
    这是1980年的6月5日，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湖心地带。
    
    其实对于考查队员们来说，最兴奋的不是创造了第一次穿越罗布泊的记录，而是活着回来了。但作为队长的彭加木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原定的考察目的之一是要在罗布泊寻找一些特殊的矿产资源，结果却收获很小。当队员们宣泄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时，彭加木的一个建议让大家惊呆了。
    
    彭加木认为，组成这样一支科学考察队很不容易，既然考察成果不够理想，离原定的考察时间6月底还有20多天，他想再次返回罗布泊，深入一些科考项目，同时开辟另外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
    
    对于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来说，彭加木需要的是时间和机会，但队员们却很难理解，刚从死神的身边逃出来，为何还要走回去？
    
    彭加木立刻组织大家在米兰农场准备考察物资，他还意外地在当地买到了自己很喜欢的广东牌椰子糖，因为彭加木实际上是广东人。
    
    1925年6月，彭加木出生在广东省番禹县，解放后一直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虽然他32岁时患上癌症，但他不仅成功地抗住了癌症的侵蚀，还立志献身于新疆的科学工作，尤其对罗布泊情有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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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彭加木的心目之中，那荒凉的天际之下，有着一片怎样的乐园呢？
　　
    第二天一早，酣睡之中的队员们被汽车声嘈醒，原来彭加木带着司机王万轩已经出发了。这是彭加木的一贯作风，只要他认定的事，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科考队刚完成的考察路线为：从鄯善南下，到达楼兰古城，纵穿罗布泊盆地后向南，到达米兰。彭加木设计的返回路线为：从米兰出发，沿疏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之后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途径。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布泊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但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沙漠南缘进去后，中途7峰骆驼和2名随从全部死掉，他本人被当地牧民救起才捡了一条命。也正因为如此，斯文·赫定被瑞典国王宣布为“瑞典之子”，“瑞典民族精神的先驱者”。
    
     考察队预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里，顶多需要7天时间，因此只携带了7天的水、油及食物的补剂。但是由于道路艰险，三天之后，考察队才行进了150公里，这连到库木库都克的路程才走了一半，疲惫不堪考察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重新评估前进的风险。
     
    彭加木的司机王万轩对当时的高温天气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年仅30岁、来自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阎鸿建，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考察队当时最年轻的队员阎鸿建，彭加木并不计较他的言行。他只是劝说大家，根据地图资料和前人提供的信息，只要考察队到达库木库都克，在那儿就可以找到水井。
　　
    彭加木坚定地让王万轩开车前行，但他们渐渐地发现，有一辆车已经不愿意跟进，故意拉在车队后面。
　　
    作为一队之长，彭加木必须停下车来耐心等待，大家都意识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考察队的分裂将会带来多大的危险。
　　
    为了统一思想，当天，彭加木组织大家开了一次动员大会。
　　
    大家都比较消极、相对保守地看待当时的境况，但彭加木依然信心十足，根据他的生活阅历，现在远远没有到可以放弃的时候。
    
    围捕野骆驼给大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刺激，考察队像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大家的消极情绪暂时扫光，考察队决定就地安营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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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骆驼既为考察队提供了食物，也将被制成中国第一副野骆驼骨架标本，队员们都比较兴奋。彭加木和副队长汪文先一起研究了地图，确定他们已到了库木库都克的地界。库木库都克是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资料记载这里曾经有泉水，但是现在看上去，只剩下一片干枯的荒漠。
    
    考察队出发已经6天了，携带的水和油已所剩无几，而且仅剩的水也已变色发臭，难以饮用。
    
    队员们认为，无论继续向罗布泊挺进，还是原道返回，都已不可能走出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基地求救，而彭加木的意见是：应该先出去找水。
    
    经过协商，彭加木基本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队基地求救。
    
    当时彭加木亲自起草了电文：我们已到达库木库都克以西约十公里，我们缺油和水，现在的水只能维持到明天。
    
    尽管发了电报，彭加木还是让副队长汪文先出去找水，他希望在部队花费昂贵的代价用飞机送水来之前，自己先解决这个问题。
    
    汪文先是搞水文地质工作的，经过他的勘察，附近没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即使在一些芦苇、红柳茂盛的地方深挖下去，也只能渗透出一点盐碱水。彭加木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让汪文先扩大找水范围。
    
    电报发出后，队员们都松了口气，似乎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但彭加木的心情却并不好。
    
    彭加木向队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部队用直升飞机送水得花费六七千元钱，平均一公斤水要十几元，喝这样的高价水肚子不疼，心疼。况且库木库都克附近应该有水源，为何不尝试着自己去找水呢？
    
    对于彭加木的固执，大家都习惯了，但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却没有人用心去理解。
    
    当天晚上，考察队将找水的问题暂时搁置一边，所有人期待的是一顿美味。
    
    队员们怀着对明天基地救援的憧憬，痛快地饱餐了一顿野骆驼肉，大家并没有注意到彭加木有什么变化，只记得他不停地往篝火里添柴，给大家分肉，直到大家都回帐篷里睡觉去，他也没有离开。
    
    这是1980年6月16日的夜晚，在大多数队员的回忆当中，彭加木的确没有回到帐篷里和大家一起休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这一夜，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夜晚。
    
    对于一个身患癌症又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心中还燃烧着信念，那么这种信念一定比生命还重要。早在考察队出发之前，彭加木就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让我的骨头埋在罗布泊，让它的土壤多一点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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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7日凌晨9点，基地回电：同意送物资，就地待命。
    
    副队长汪文先拿着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彭加木，彭加木再次提出找水的计划，而不愿意接受飞机送来的昂贵的水。
    
    中午12点，考察队又和基地通了一次电，得到更明确的答复：飞机18日送水，不能送油，不要动，原地待命。汪文先拿着电文再去找彭加木，可四处一望，空无人影，他以为彭加木可能到附近去解手，于是折回帐篷等待。
    
    在这荒芜人烟的地方，单独出去两个多小时意味着什么。这一刻，大家只是极力向远处眺望，但空旷的天际下不见任何人影……

    （实习编辑：陈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