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岁月的河流把曾经的痕迹大部分冲刷干净，也许只是偶然，才在一片沙地上封存了一些古人的记忆。如果不是大洋洲的惊人发现，我们也许就会彻底地遗忘他们。
一千多件文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一个过去的身影。这个身影显现出别样的姿态，从中流露出智慧和才华的光彩。
和中国很多南方地区一样，每年端午节，江西南昌都会有一场热闹的龙舟比赛。
龙舟比赛的这条河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赣江是长江的第二大支流，由南向北贯穿江西省。顺着赣江往南行船，在中游地区，出现了平缓的山丘、谷地和平原。在赣江中游的东岸，有一个叫新干的县。新干县有个不起眼的程家村。
程家村附近是赣江古河道流经的地方，所以积淀下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据村民们回忆，原来这里有一座不小的沙堆。
1989年9月，村民们为了维护赣江大提，来到沙堆上取土。突然，几个村民在沙土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第二天，考古队来到现场。考古队员很快作出判断：这是一处极为重要的远古文化遗存。但是，一开始，谁都没有想到，后面的发掘竟然会那么激动人心。
根据古书中的记载，在远古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比较荒凉的地方。江西历年的考古发现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大多比较普通，从没有引起过外界的关注。
但是，1989年的程家村很快就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惊喜。
考古队在沙丘上仅仅推进了55厘米，就发现了一片灰褐色的沙层，三堆器物分布在里面，有一些小型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还有陶器。
由于这处文化遗存比预想的规模要大，所以考古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后，考古工作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展开。
[NextPage]挖掘工作进行了十天，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地面。
东面是一个陶器群。
中间位置靠东摆放的是一些青铜鼎、壶和陶罐；中部是小件兵器，周围摆放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玉器。
西南部和西北角也都分布有各种器物。考古队员不放过一寸沙土，他们蹲在炎热的坑底，一遍遍地搜寻。在三处不同地点的沙土中，他们找到了24颗人类的牙齿。这些神秘的死者究竟是谁呢？这片看似平凡的沙土地中究竟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挖掘工作结束后，统计显示，在这个2.15米深的坑穴里，堆放着一千多件文物，其中有70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以及475件青铜器。
科学的测定显示，坑穴的时代距今超过三千年。
就在三星堆遗址发掘三年后，江西大洋洲的发现果然又一次给我们带来新的意外。
当这些器物被一件件地从沙土中取出，整理，清洗，它们似乎从沉睡中苏醒，展露出当年曾经的风姿。
大洋洲的考古发现很快引来很多学者的兴趣，而争论也随之产生，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达成一致。
让我们仔细地观看这群神秘的人们留下的物品，也许其中隐藏了一些答案。
在中国的青铜文明时代，青铜礼器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标志，特别是形制特殊、体量重大的青铜重器，更是政权的代表。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重器让后人见识到了商王朝的气势。
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重器不亚于殷墟。
在青铜时代，装饰精美的兵器也是权威的象征。
在殷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它们的主人是一位女将军，叫妇好。
这件铸有主人姓名的大铜钺最令人瞩目。钺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砍杀兵器，也作为刑具使用。这件钺上的纹饰是两虎捕捉人头，老虎的刻画栩栩如生，震慑人心。
大洋洲也出土了一把大铜钺，重量甚至超过了妇好墓的铜钺。刀刃宽36.3厘米，重11.4千克。
[NextPage]在这把钺的中间靠上部的位置，有一个长方形的镂孔，像一张大嘴，里面还伸出了11颗獠牙，显得气势汹汹。
这些青铜重器说明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势力强大，地位显赫。
那么，这位统治者和商王朝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青铜器的风格来看，它们和中原地区似乎有着不解的渊源，但是又不完全一致。
和殷墟一样，大洋洲也出土了大量作为礼器使用的食器。鼎是中国青铜礼器最重要的代表器物。大洋洲出土了30多件鼎，种类和安阳出土的鼎类似。
这个青铜圆鼎通高70.2厘米，重13.6千克。外底和足部有明显的烟炙痕迹，说明它曾用于烧火烹饪食物。
还有六件方鼎，其中既有雄伟重大的，也有小巧玲珑的。虽说基本上和殷墟的青铜鼎相似，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
而这件青铜器的外形本身就是一只有着两条尾巴的老虎，老虎身上站着一只小鸟。虎的威武、勇猛和小鸟的灵动结合得恰到好处。老虎和小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想象。
频繁出现的虎的形象也许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有着别的深刻寓意。
因为里面虎的形态特别多，纹饰、造型，特别是8.7公斤的双尾虎，它这么重要的像一个标志性的一些徽志特别明显，所以总的说铜器群里面，它的意识形态深层次的东西，可能还是跟虎方还是关系比较密切。
虎方这个词曾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
甲骨文记载，商代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个崇拜老虎的边远方国，叫虎方。商王朝曾视之为劲敌，多次出兵征伐。
这个小村庄，这片沙土地，真的曾经是一个方国的中心领地吗？它和商王朝之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虎方的传说难道是真的吗？
这让人们联想起了大洋洲之前的一些考古发现。早在1973年，考古学家就发现过一个古文明的遗址，和大洋洲只有20公里的距离。
6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成片的祭祀区、手工业区和居住区布局得井然有序，大量出土的陶器、玉器和一部分青铜制品，显示着这个城市昔日的繁华。
不论这个政权是不是虎方国，这里无疑是商代江南的文明中心，而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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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洋洲文物的主人会不会就生活在吴城呢？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奇怪的是，吴城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珍贵的器物埋藏到20公里之外大洋洲的河滩边呢？
1988年，人们在距离大洋洲3.5公里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处规模极大的古城遗址，牛头城遗址。
站在高处俯瞰古城，只见城墙平面呈梯形，内外城相套，辟有五座城门，占地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
内城位于城址的西南部，近似一个长方形，如今内城的周边灌木丛生，中间平坦的地方已被当地的农民辟成了大片耕地。
经过专家对城墙进行局部解剖，从出土遗物推断出这是一座建于商代晚期的古城。
从城市的建造水平来看，牛头城的居民似乎比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他们的城墙采用了夯筑技术，而不是简单的堆筑。他们的建筑规划得更为周全。
因此，有专家提出，大洋洲文物的主人不在吴城，而在牛头城。牛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高的技术，他们有可能是从中原迁来的移民。
在远古，人类更贴近大自然和动物，殷墟文物展示了大量的动物形象，品种特别多。
相比之下，大洋洲的先民喜欢的动物比较集中。除了虎之外，鱼也是他们经常表达的主题。
它们被做成鼎的足，鱼的样子很夸张，大张着嘴，咬住鼎腹，眼睛瞪着，面目狰狞。
类似的装饰还大量出现在作为兵器的青铜匕上，厚厚的嘴唇翻卷着，体态肥硕，和青铜鼎上的鱼又有些不太一样。
有的青铜器上，鱼的形象被进一步抽象成流畅弯曲的线条。
除了鱼纹外，大洋州青铜器的纹饰中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线条，它们看起来很像燕子的尾巴。
在大洋洲出土的玉器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
这件圆雕作品，只有11.5厘米高。表现的是一个人侧身蹲坐的形态，双脚和臀部着地，双臂抱在胸前。但是让人感到奇特的是，当我们看到人类的特征的同时，还看到了鸟的特征。
头顶是鸟的高冠、嘴像鸟啄、腰背两侧有羽翼、腿部也垂有羽毛。
人和鸟的特征既非常鲜明，又很和谐地集于一身，成为一个富有怪诞色彩的“羽人”。
中国古代的许多部族都崇拜鸟，四川三星堆的人首鸟身神，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都不是对鸟简单的写实，而明显地带有夸张神秘的巫术氛围。
大洋洲青铜虎背上站着的这只小鸟，不仅没有弱小的姿态，反而给人以驯服老虎的感觉。
不论是鱼还是鸟，都和大洋州先民居住的环境相关。他们把最熟悉和喜爱的动物进行了艺术的变形，铸造在尊贵的青铜器物上。
再仔细观看这件羽人，它似乎告诉了我们更多秘密。它的样子似曾相识。
妇好墓的这个玉人，也是侧面跪坐的姿态，头上戴着高耸的帽子，整体轮廓和玉羽人颇多相似。
再看玉羽人的眼睛，很像汉字的“臣”字。这是商代玉器和青铜器中常见的纹样。
这些都表明玉羽人的琢制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与鸟有关的内容，则是当地工匠的创造。
这件玉器是大洋洲玉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选料精良，纯真无瑕。
在琢制过程中，使用了圆雕、浅浮雕、镂雕、掏雕和表面抛光等多种复杂的技法。
最显示高超工艺的是羽人头顶后部的三联套环，它是在一块玉材上掏雕而成，环环相套，活动自如。大小、粗细几乎同一，没有丝毫缝隙。
这种掏雕工艺在琢玉行内又叫“活链”，即使在现代，活链仍旧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技术。
在那个征战不断的年代，兵器往往是国力的象征，兵器的铸造工艺代表了一个王国的技术水准。
大洋州出土青铜刀的总数超过了殷墟的妇好墓。虽然外形大同小异，但质量和体量都高于妇好墓，说明当时大洋州先民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艺方面，达到了古中国的最高水平。
这只青铜矛至今通体乌黑发亮，没有一点绿锈，让人惊叹。
一切都说明，大洋洲先民建立的政权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代，即使它并不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也一定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王国之一。
虽然众说纷纭，但大洋洲的考古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批古老的居民，并诱惑着我们走进他们，探索他们的生活和心灵。
无论对文物的研究有多么充分，关于大洋洲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得到统一。最大的争论集中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点，究竟是什么用途。/
有人认为这是一处大型墓葬，墓葬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牛头城的统治者。因为在目前牛头城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一座大规模的墓葬。
但是，有些专家认为，从大洋洲出土的地点看，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是墓葬。
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古代南方居住在水边的居民一般喜欢择高而葬。他们似乎认为葬得越高，就越好，以致于出现了搭建在悬崖上的悬棺。这样做的一个明显好处是不受水患的影响，可以长时间地保存棺材和随葬品。
大洋洲的遗存如果是墓地，那么先民的选择就让人感到困惑，把墓地放在临河的沙地里，显然很容易遭到河流的破坏。
但是，24颗牙齿的出土，又给了墓葬说充分的论据。
反对墓葬说的人们提出了新的疑问。
仔细考察文物摆放的位置，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并不规律的状态，没有一般墓葬规整的边际，也没有看到墓道。
但是，坚持墓葬说的专家又对这种说法给予了回击。
然而，反对墓葬说的学者们认为这些文物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这说明这些物品不是一次性放进去的。
不仅文物分布没有规律，而且品种比较单一，时代跨度大，这些都不符合当时贵族墓葬的特点。
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坑中的物品也有被毁坏的情况。三星堆被判定为祭祀坑，而不是墓葬。
那么，大洋洲的坑穴会不会也是源于一种古代的神秘仪式呢？这个大坑会不会也是类似于三星堆遗存的祭祀坑呢？
原始时代人类的信仰崇拜驳杂而广阔，上帝祖先、天地日月、山风雨雪等都是他们祭祀的对象。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原始巫术的面貌。
这个青铜神器是一张夸张的人脸，前后两面完全对称。眼眶窝凹，眼球突出。大嘴张着，露出牙齿。
在巫术时代，巫师能贯通天地，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这幅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与半人半神的巫师十分吻合。
除了人形神器外，别的器物当中也频繁出现了巫师的形象。这个青铜面具头顶长着一对粗大的羊角，脸庞狭窄，大眼圆睁。可能是巫师举行仪式时用手拿着的面具。
这件著名的玉器，正面浅浮雕的图案是一个戴着羽冠的神人兽面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神人像。下半部分是兽面，长方形的大嘴中露出两排牙齿，嘴角还有一对狰狞的獠牙。
这件亦人亦兽的玉饰在出土时涂有朱砂。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头带高冠、面带面具的巫师形象，也是在某种礼仪场合使用的神器。
当年，在这片沙地上，巫师们是否曾经带领很多民众，进行过某种仪式呢？
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祈祷？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最珍爱的器物奉献给神灵？
一些专家对文物本身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大洋洲的文物中不仅有十分贵重的典礼性的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和廉价的陶器。这个现象给了他们启发。
社祭发端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敬与膜拜，社是人群共同体的象征，是君王和百姓共同的神灵。
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有不少兵器和农具，社祭说使这种情况也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这种社祭活动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又要到大洋洲之外去寻找，其中的关键还在那两座神秘的古城遗址——吴城遗址和牛头城遗址。
从地理位置上看，牛头城和吴城都在赣江沿岸。相比之下，吴城处在丘陵地带，而牛头城位于宽阔的平原，交通条件更为便利。
吴城先民出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考虑，迁移到了牛头城一带，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他们在距离很近的河滩地上进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
历史的真相真是这样的吗？
2005年和2006年，考古队对牛头城遗址又进行了深入发掘。这一次的发现又让人们有了新的看法。
吴城遗址和牛城遗址仅仅相距20公里左右，两地出土的陶器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说明两个距离很近的大城市曾并存了很长时间，吴城聚落迁移到牛头城的假设被否定了。
那么，在那遥远的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
一些考古学家联想起曾在吴城遗址中的惊人发现。
这说明在吴城曾经发生过悲惨的战事。有些专家因此推测，牛头城遗址和吴城遗址的居民不是一个族群，而是两个曾经长期并存的敌对聚落，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那么这个冲突以后，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或者一个新的政治平衡，那么在这个活动中，才可以出现，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次盛大的社稷活动。
他们没有留下文字和绘画，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了解他们，但他们留下的大量文物，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些往日的故事。
在大洋洲出土的483件青铜器中，有一种数量和种类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在中原一带却比较罕见。
大洋洲出土的农具一共有12种53件，而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总共才70件。
这些成套的农具，似乎表现了江南的首领对农业生产的特殊重视。但是，青铜器在那个年代是珍贵的财富，这些农具会不会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呢？
在商代的中原一带，农业技术也早已被掌握，但是青铜农具却很少被发现，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鄱阳湖地区，人们却大量地使用昂贵的青铜器，来制造农具，这是为什么呢？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一个向心状的水网——鄱阳湖水系。
鄱阳湖水系至今仍旧是中国最丰饶的农业区域之一，在很久以前，也一定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
但是，几千年前，这里的景象却有些不同。
[NextPage]根据彭明瀚先生的研究，当年鄱阳湖水系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
但是，农业文明的发达仍旧无法解释青铜农具大量出现的谜团，财力更加雄厚的中原王朝，却并不广泛使用青铜农具。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
黄河流域的黄土地是比较疏松的泥土，用木头或石头的工具就能够进行有效的生产，因此他们对青铜农具的要求并不很迫切。
而南方不一样，尤其江西是红壤地带，这个地方耕种难度大，用传统的那些石制或木制工具，工作起来很费力，用金属农具，对他的帮助非常大，社会需要的推动力在这里是很大的。
不过，青铜农具的大量出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原料。如果没有大量的铜矿原料，大洋洲先民是不可能把贵重的青铜用于农具制作的。
那么，大洋洲先民的铜矿原料来自哪里呢？
就在距离大洋洲一百多公里的赣江沿岸，有一个叫瑞昌铜岭的古铜矿遗址。这里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铜矿原产地。它的开采年代大约距今三千多年。
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堆积的数十万吨炼渣，这些炼渣的含铜量很低，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经十分先进。
实验室里的铅同位素测试证实，大洋洲青铜器的原料确实全部来自江西瑞昌的铜岭古铜矿。原料的丰富使得大洋洲的先民把昂贵的青铜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
而这里文明的快速发展可能也和铜矿有关。
由于中原的商王朝需要大量的铜矿，很有可能和这里的先民进行贸易。
三千多年前，曾有一条青铜之路贯通中国南方和中原地区。
这条青铜之路的起点在江西瑞昌的铜岭，天然铜矿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很有可能通过水路，运送到长江边的港口。然后再通过陆路，一路北上，送到当时的王都殷墟。
青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传播的道路，各种先进技术和艺术手法在这条道路上南来北往。交流促使了各地文明的进步。
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大洋洲的文物上聚合了相当多的中原文化因素。
人们推测，到了商代晚期，由于殷商王朝的国力下降，赣江中游和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了，赣江沿岸的文化失去了经济和文化的支柱，退回到原始的状态。
历史上究竟还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大洋洲青铜窖藏、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瑞昌铜岭，还有其他的文化遗址，它们组合在一起，似乎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但是这些来自远古的语言充满了密码和悬疑，等待我们慢慢地破解。
(实习编辑：陈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