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序言当作专业的文学批评来写，而且批评工作几乎做到“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我阅读秦晓宇的近著《玉梯——当代中文诗叙论》的第一印象。这部沉甸甸的著作论据详实丰满，评述中充满见地，并且有诸多批评实践上的突破和创新，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家的责任感和职业化态度，这一点十分难得，也令其他批评同行们由衷钦佩。同时，这本厚厚的序言集也更新了一般读者对序言功能的理解。按照一般的常识来看，序言一般都请名人来撰写，往往带有指点江山、提纲挈领、以少胜多和蜻蜓点水的意味。这种写作常常点到为止，发挥的是一种“路标”的作用，是在风景入口处设置的一个醒目的箭头，它引诱我们往前走。本书作为一种非同寻常的序言，则超越了“路标”的功能，这里实现了批评声音的前置：这种声音超乎预料地提前到场了。

    按照通常的顺序，批评大都是后置的，是位于批评对象之后才出现的，读者一般是先读到作品，其后才读到关于它们的批评文章。在《玉梯》中，这种顺序发生了颠倒，甚至让很多读者感到迷惑不解。假如我们尚未读到那部同名诗选中收录的作品，还不曾与那些被归入各种名号下的诗歌作品谋面，而是率先读到六篇关于那些作品的、具有专业批评性质的序言。在这里，“路标”换成了一位训练有素的职业讲解员，带领我们亲自去游览、欣赏每一个细微处的美丽景观，而经典意义上的阅读被有意地推迟了。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颠倒的发生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我赞同和鼓励这种颠倒。我们并不用担心这种作品与批评之间的倒置，会带来阅读过程中的观念先行，进而不自觉地挟持了我们阅读的自由性。常言道：诗无达诂。对诗歌文本的阐释是开放性的。在每一位无立场的读者那里都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因而每一位读者的阅读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维持阅读纯洁性的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部诗选似乎从一开始编选，就包含了一个秘密的前提——面向专业读者——因而才采取了这种新颖的、打破传统的编排体例。我们前面担心的那种给阅读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专业读者那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专业读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反思精神，没那么容易被一种观点挟持，尽管被挟持是一种更加方便省事的办法，但当《玉梯》作为一本序言集摆到他们面前时，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欲纵故擒”的效果。秦晓宇利用这种有意为之的错置，激发了一种阅读的逆向思维。他用序言的方式写出了反序言，看到了风景中的反风景。作为诗选《玉梯》的编选者之一，同时作为用心良苦的序言作者，为了把那些被遴选出的心爱诗篇最终酣畅完满地交给大家，他事先决定把它们捏在手里。他制造了诗歌的“上手状态”。那些有幸入选的诗歌作品，越是被编选者谈论得经天纬地、游刃有余，就越有希望切近它们的本真与自然状态，就越易于向更广大的读者敞开，就越能开采出蕴涵其中而意想不到的诗意可能性。

    在一种隐秘的意义上，《玉梯》体现了专业读者与编选者之间的原始争执。一方面，编选者营造出一种提前到来的批评氛围，力图将细读与深读的要求放在阅读顺序的最前面，这种愿望落实为一种举步维艰的、向前涌逼的推动力，迫切地希望把他们言之有据的编选理由和阅读发现尽量地推向前台；另一方面，专业读者是文本天然的闯入者，是无辜而天真的使者，他们在潜意识里总喜欢拒斥任何定论，而直接触碰作品的皮肤，他们长着一双伸向文本内部的阅读之手，形成一股向后的追捕力。这两种力量在根本上具有相反的方向，争执是不可避免的。阅读的真理正依赖这种争执。我们率先读到编选者的批评性序言，在这争执的发生之地，在专业读者与编选者之间，在前置的批评声音和推后的文本阅读之间，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缝隙。这个因争执而产生的缝隙，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让读者和编选者变得疏远，甚至敌意。而是相反，这里提供了一块方便双方展开对话的土壤，就像讲解员总是给游客道出最完善的风景知识，而游客却要反复质疑讲解员对某一景观的成见，因为他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讲解员在帮助游客照亮风景，游客总希望看到反风景。在本质的意义上，风景就是反风景。争执会让双方看到更多，得到更多。在这个看不见的缝隙中，一个全新的阅读可能性被打开了。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争执并非作为一纯然裂缝之撕裂的裂隙，而是争执者相互归属的亲密性。这种裂隙把对抗者一道撕扯到它们出自统一基础的统一体的渊源之中。”这种在专业读者与编选者之间因争执而产生的对话，其实正达乎了阅读任务召唤来的亲密性，双方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渊源。一方面，这种对话可以引起读者和编选者之间对某些一般性问题的关注和共鸣，编选者代替读者将它们提出来并做出阐释；另一方面，这种颠倒也可以在两者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一个交谈和争论的空间诞生了，它有助于读者率先对序言采取一种批评姿态，至少在对序言的阅读中，调适好自己的阅读知觉，保持住阅读的警觉，进而更好地反驳它，纠正它。这种准备工作，让读者们在正式阅读作品之前，就能先行获得一个与编选者同样精确和宽阔的视角，带着一种问题式的兴趣感和责任感去踏入作品的迷楼。这一过程让读者提前认领了编选者的批评精神，与通常意义上的阅读实践相比，此刻的读者要更加认真、严肃、小心翼翼地迈出他们的阅读步伐，左右试探自己的直觉，时刻准备着与编选者的观点交锋，相信这种反序言的序言会给读者带来一番全新的阅读感受。

    这种“欲纵故擒”的技艺，既教育了读者，也驯化了编选者自己，双方在气质上不同方向的两股力量，在这种意义上纠正和消除了双方的剩余幻想，达到阅读场上的平衡状态。《玉梯》的独创性之一，就体现为这种颠倒和错置。编选者极为专业的批评性序言，实现的是一种“破坏”，是对作品的剁碎和砸烂，是敲骨吸髓式的研究过程。对于这种精密而专业的批评工作，读者并不是要等待编选者把整块的蛋糕切成小块喂给他们，让编选者扮演保姆的角色；而是应当帮助读者撬开置于蛋糕周围的玻璃罩，打开它的包装盒，帮它宽衣解带，然后知趣地速速撤离。这种破坏式批评，驱散的是附加在作品外部的浓雾，我们在正式进入阅读之前，必须要剔除这些无形而杂乱的枝蔓，从而能够更顺畅地进入专业的阅读状态。比如对抒情诗、叙事诗、组诗、实验诗、新古典诗和长诗等几种诗体明确的界定，以及对这几种诗体的历史渊源的交待和考证，都帮助我们更快更好的进入颇具深度的阅读境界。只有卸除掉读者观念中固有的东西，才能向本真的阅读状态敞开。

    经过这种“破坏”，诗选中的作品更像是一种经过艰苦战斗之后的胜利果实，是被剥了皮的荔枝，它们是战利品，是雨后的彩虹，它是缪斯和海伦的合体。读者要想真正进入作品，就必须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阅读，像经历一场激烈的、煎熬的战斗，身临其境的体验这场“破坏”。每一篇序言中体现出的那种博大精深的气魄和专业态度，是读者必须攀登的一座高峰。他们必须把一些问题在阅读之前大面积地解决掉，这六篇批评性的序言正在帮助读者与那些问题做斗争，从而为他们面对最本质的问题扫清障碍。如果序言中没有触及到那个最本质的问题，他们可以在进一步的阅读中继续探索；如果序言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在对诗歌文本的阅读中来检验它。带着以上这种对序言的阅读体验，读者才能在真正进入作品时，品尝到胜利后的喜悦、疲惫后的轻松，以及破坏后的重新聚合，体验到缝隙带来的亲密性。此正所谓《玉梯》中展示的“欲纵故擒”的技艺。

二

    我们接下去不妨考察一下这种“欲纵故擒”的精神在文学批评上的意义。《玉梯》虽然是一本序言集，其实更是一部严格的学术专著，作者秦晓宇的非学院化身份，为目前的诗歌批评界注入了令我们为之振奋的气质。这种气质似乎和艾略特对批评的界定有关，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和《批评的功能》两篇文章中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批评就是寻求一种体系。在这种意义上，秦晓宇的著作体现了文学批评的这一基本功能，那便是对体系的建立。

    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交待：“在整体结构设计上，与一般的诗选在作者姓名下简单罗列作品不同，我们将全书分为六部，每部聚焦一种诗体，分别为：抒情诗、叙事诗、组诗、新古典诗、实验诗、长诗。”此外，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要写出六篇序言，“基于不同的诗体特征，在细读深读的基础上，从古典资源、外来影响、历史源流、现实因素、形式美学、思想价值、中文特质等方面，充分回应当代杰作，并力求在‘诗的诗学’意义上有所建树，由此引导读者进入当代中文诗歌的无限风光。”随后，作者又进一步谈到这六篇序言“完全可以理解成是在探讨诗歌方式”，“譬如《宇宙锋》谈诗歌的抒情问题；《时间的迷楼》谈诗歌的叙事问题；《蟠结》谈结构问题；《江春入旧年》谈形式、格律问题；《璇玑》谈汉字的符号诗学问题；《屈源》谈诗歌的重大主题、思想性和综合创造问题。”这种看似具有各自针对性的处理，其实是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树立了诗歌批评的样板。《玉梯》最终想解决的不是类型学上的问题，而是藉此为诗歌批评树立一套综合性的行动意识，从而指引出一种阅读的趋势和方向。

    用秦晓宇自己的话说：“这六篇文章涉及的所有诗学问题，大体可以分为文化诗学、形式诗学、汉字的符号诗学这样三个互相关联、相互包含的层次。”尤其是在汉字的符号诗学这一维度上，本书对当代汉语诗歌做出了杰出而具有启发性的探索，认为“汉字性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根本诗意。汉字以它的在场，它的结构法则和美学原则，深刻地控制着后者的书写”。此外，他很快提出了意图树立的批评指引：“极少数诗人在古典传统的启示下，开始重新思考汉字与诗歌的关系，一种字本位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通过对字的自觉，发展字本位的思维方式和修辞艺术，让诗歌返回汉字性；换言之，他们要求自己所写的不仅是‘汉语的诗’，进而也是‘汉字的诗’。”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想必是作者希望在该书中着力强调和实践的。他表面上分别赋予了六篇序言彼此不同的功能，然而它们却在一套隐藏于内部的体系中肩负着相同的责任，执行着共同的任务。

    在此，我们可以借助《蟠结》一章中的一段话，用谈论诗的方式来谈论《玉梯》在追求体系上的内在策略：“组诗是由若干首诗组成的诗组，一种兼顾个体与总体的诗歌创作体式。首先，组诗的基本单元并非欠缺完整性的‘诗节’，而是一首首可以单独成篇，一般均有题目的‘子诗’，它们不曾为了整体而牺牲其独立性；其次，这些子诗又形成了一个标有总题的统一体，我们往往可以从主题、风格或形式上确定这一点；最重要的，组诗作为整体绝不先于或脱离其子诗而存在，亦非各子诗的简单集合，它是由相互联系的子诗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而成的，‘通过成为一个整体的安排产生一种比纯粹加在一起还要更多的东西’。”正如《蟠结》考察的是组诗的结构原则和形式意义，《玉梯》其实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探索一种批评的体系。作为一部“组序”或“序组”，《玉梯》在多中求一，在杂中提纯，在闹中取静，放则汪洋恣肆，收则沉潜内敛，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批评内功。如同《璇玑》一章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既精巧又壮观的批评装置，《玉梯》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开辟出深入文本核心的研究路径。

    本书在批评上的抱负和成就，让我们不由想起了弗莱的名著《批评的解剖》。这是一部体系完备的伟大著作，正是以它为开端，西方知识界才真正把文学批评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对它进行比较系统的建设和探讨。在编排体例上，弗莱将他的著作分为历史批评、伦理批评、原型批评和修辞批评，这与本书的体系十分相似。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巧合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观念上各自加以考察。弗莱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个知名的观点，也是他研究的立足点：“我所说的批评，是指涉及文学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它属于你不妨称作文科教育、文化或人文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我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原则，即批评不仅仅是这一更大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它的主要部分。”这种对批评的基本观念，在《玉梯》中同样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我们似乎可以将它看成一种大批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关照之下，他用纵横捭阖的论述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批评的“玉梯”。这座气势磅礴的“玉梯”，不但为目前中国的诗歌教育树立了一个登堂入室的阶梯，提供了一个高水准的研究典范，而且也为中国的诗歌研究界规划了崭新的作品评价机制。

    在这部序言集的序言中，秦晓宇指出：“当代中文诗歌批评，只能像它的研究对象一样，归入地下文学传统：诗歌还有其修辞艺术的‘掩护’，批评却在缔造一个洞幽烛微、直言相告的世界。”尽管中国当代一流的诗歌批评还处于一种尚未完全打开的局面当中，但《玉梯》在这里传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批评旨在缔造一个“直言相告的世界”，它依靠的是一种具有高超判断力和穿透力的声音。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毋宁说，批评之于艺术，恰如史学之于行动，哲学之于智慧：人类的创造力本身不会说话，文学便是用言语来模仿这种创造力。正如同哲学家能够从哲学角度思考一切，史学家能用历史观点思考一切，批评家同样应善于构筑起一个自己的观念世界并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秦晓宇指明的那个“直言相告的世界”。这种“直言相告”的批评品质，类似于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它用最简单的方式洞穿和诠释了最复杂的世界。在宏观上，体系的建立是最大的直言相告。在具体批评操作上，作者希望通过建立一种具有细节爆炸力的语文学批评，来保持这种直言相告的穿透力和持久性，比如借助汉语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资源，在最基础、最微观的层次上开拓当代批评的新疆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其有益的尝试。

    借助《批评的解剖》给西方批评界带来的冲击和启示，我们也期待《玉梯》能够掀起中国批评界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能够呼唤诗歌研究彻底地拒绝空疏高蹈的作风，以及不着边际、有恃无恐的过度阐释习气，让批评回到批评本身，回到文本上来。一个诗歌研究者只有在站立在文本的田野中，才能底气十足地登上这架批评的“玉梯”。《玉梯》的出版，帮助更多有责任感的批评家摆正了批评的位置。它有望在中国当代批评界重新确立一个高级的批评趣味和格调，力争借此建立起一个成熟的批评体系，并且在这个体系中为中国新诗提出更有价值的世界性问题。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突出成就之外，《玉梯》中还具有一个尤其引人注目的特色，就是仰仗作者足够的勇气和才能，堂而皇之地对长诗做出的精彩剖析。《屈源》一章或许是中国当代诗歌批评界第一篇谈论长诗的重要研究文章，同时，也让读者首次通过阅读如此庞大规模的文字，来正面了解和见识到中国当代写作史上的长诗作品。在这一点上，《玉梯》为我们献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开场白。对于该章中提及的那些长诗作品，有一半以上几乎没有被批评界谈论过。反过来看，这不得不说是当代中国批评界的一个遗憾。对长诗卓有成效的研读，或许需要更加严格和高级的素质，但长诗批评的先天孱弱，似乎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当代批评界的一些隐疾。卡夫卡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缺乏耐心，这个唯一的主罪，在当下也成为考核长诗批评的一项重要素质和标准。对长诗的阅读本身就是一项考验耐心的过程，卡夫卡早已对我们直言相告了。而现在的情况是，可能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连读短诗的耐心都没有了，更侈谈细读深读，读出内容，读出水平，读出气象。耐心的培养，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它直接关系着整个民族的人文教育的成败，这也可能是中国的批评家们亟待为我们补上的一门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