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诗性交谈带来了词语的余温

夏可君

  特德·贝里根致力于一种谈话的诗歌

  有肌肤的温度,和现场感


  ——柳宗宣《茶吧闲聊》


  现代汉语诗歌,已经口语化,进入了日常的交流,诗歌就是日常谈话的记录,但这是一种隐秘的心版上的记录。诗歌成为一种交谈,诗歌叙事中的我也是诗人自己,诗歌进入了日常生活,它就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试图跳出,时代并没有提供如此的目光与想象,那种带有异域想象的远景想象与痛苦思辨,其实都来自于对异国大师的模仿,是一种翻译体的语言依附,但对于那些贴近生活的中国当代诗人们,他们拥有的现实经验以及观察视角,他的日常呼吸以及他的挣扎感,如此贴近现实,就如同小津安二郎的摄影机,几乎贴近地面,与演员平视,就是保持与生活平齐的目光,让观者身临其境,似乎自己也是这个故事的参与者,这形成了不可抵消的现场感,诗歌必须在如此的现场感下发生,那么,诗意如何获得?


  这是诗歌回到内心,在内心重新铭写已有的语词,重组已有的经验,让经验在已经发生的过去时间与未来的某种预感之中,让语词获得时间的光晕。不仅仅是日常的交谈,而且也是一个过去时态的经验者的我,与一个未来时态的诗意的我,在如此的两个我之间,诗意的经验渗透出来,语词通过记忆的折光,反射回来,所言事件都在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记忆的镜子中折射出来,语词因此获得它的余温:一方面如此富有现场感;但另一方面,观者却并非在场,而是被事后回忆的目光所打量,被一种思虑的目光所过滤了。


  这个目光来自内心,整个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其实都在塑造如此的内心世界,打开一个里尔克诗歌一般的内在灵魂世界,只有语词,目光,气息,疼痛,颤栗,都从这个内在世界发生,现代汉语诗歌才获得一种切身的经验,而并非对西方诗歌与传统诗歌的双重改写而已。


  阅读柳宗宣的诗歌,我被这个叙述的目光深深打动,我愿意跟随这个目光,这是一个漫游者的心魂书写,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城镇到大都市,不断返回又不断游走四方的漫游,不安的心魂只有以一个亡灵者的目光在世界上寻觅,似乎才可能安息,这目光既携带着沉重的身世感,也打开了叙事的多重空间,因为这个亡灵的目光,带来了独特的灵韵,叙事打开的是生与死交错的那个地带,在现实经验的边缘游弋,并不脱离,但也并不与现实经验妥协,因为那是来自亡灵的目光,这个更为内在的内在的亡灵的目光打开了语词的温度与深度,这是每一个《今晚》都在发生的事件:


  生者与死者碰在了一起

  煎过的草药倒在地上,酸楚的气味

  氤氲不散,停驻在那里


  这个现代性的忧郁目光是如何打开一个内在的心魂世界的呢?在诗学上,它起码经过了三重的转换:


  第一层的目光,是现实的目光遭遇现实挫折或者主动选择回避时,后退进入内心,那是犹豫与伤感的目光,二十世纪早期现代诗歌大都如此,那层目光还是可以清晰捕获到的,在1986年之前的朦胧诗那里重新出现,抒情的调子是外向的,直接的。


  柳宗宣1990年代的诗歌以其单纯明净呈现了这个方面,在《摄影师的冬日漫游》中,诗人借助于摄影技术的隐喻,打开了这个与现实有着距离的感受:


  请原谅,我是多么忧伤

  田野里没有了漫游的野兽

  我们的村庄不再是从前的村庄

  “这个世界上,人从肉体

  到心灵都残缺了。”


  而进入1940年代的现代派写作之后,这个目光变得模糊起来,这就进入了第二层的内心目光,那是以诗意建造一个内心的世界,一个自我与自我对话的戏剧目光开始形成,这个对话在1990年代之后的叙事诗那里变得异常明确,艾略特的宏大叙事缩小为内心的隐秘对话,这也是在时代大事件的灾变之后,诗人对世代已经不再信任,而只能携带语词进入内心,在那里,自我的煎熬,沉思的冥想,无处可藏的悲鸣,只能把外在事件带入个体戏剧化的叙事写作之中。


  如同诗人《在友人家中寄宿的两夜》中写道的:

  酒气中,把内部的风暴释放

  却付出几乎死去的代价

  睁开眼,看见你听我说着酒话

  百年生死梦幻多好,还可以醒来


  ——诗歌的写作就是释放内心的风暴,但一旦一切发生,却仅仅是梦幻泡影而已,现实的事件在回想的目光之中,总是虚幻的,这虚幻并不能拯救什么,但诗意却被这种梦幻所诱惑。


  但一旦诗人觉醒到,自己的身体仅仅是属于路途:“你的身体即家舍,家舍即道途/如此游走在飘忽即逝的风光里”,那么,诗人只能在四周的风景中,在那细微的局部追踪时光的痕迹。在当代诗歌中,我不知道有多少诗人如同柳宗宣那般以如此彻底的“寄寓”过客一般的游走姿态进行写作,这个“寄寓”的姿态也是对中国传统文人“人生如寄”的诗意重现,诗人自觉把自己称之为苏轼那样的“流人”,只有这样,诗歌才可能抵达大海那般巨大的摇篮之中,并进入深沉的自然。


  于是有了第三层的目光,这是在当下严酷的现实经验中,诗歌写作如何进入一个更为内在的内在,这个最深的内在性,乃是自我被另一个更为深沉的目光所关注,不是自我的目光,而是他者不可见的目光,在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绝对他者的上帝一般的目光,而是来自于亡灵们,比如死去的爱者与亲人们,似乎“我”也缺席了,而仅仅剩下一个穿透了生死的目光,在打量这个永远都不美好的世界,是这个亡灵在屈尊与我们在交流,诗歌写作不过是谦卑地俯首来倾听亡灵们的倾诉,并且忠实地记录这些交谈,那是诗人在内心的坚韧中才可能倾听得到的。


  因此,这亡灵的目光看到的仅仅是灾难与灾变,就如同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的新天使,在回眸之中,看到的是生长的废墟,现实就是如此还在堆积的废墟,但新天使的目光却指向了拯救,那是记忆的拯救。


  日常生活的背面总是晃动着

  亡者的面影,他们说过的话

  纠缠我,在阴阳两世出入

  要绝决,无所顾忌,代替他们

  我发现在书房的时间总是

  过得很快。一个多维空间

  荧光灯下,一晃人就老了

  头发飘白。可以说,在这里

  我找到了不错的藏身之所


  ——这些语句来自于诗人《48岁的自画像》,这是诗人最为明确的自我写照,但也是墓志铭一般的余存书写。在如此的观照下,诗歌让读者也进入了个阴阳两世之间的空间,在那里,亡者们的侧影在晃动,因此打开了一个多维空间,在那里,一个人瞬间就进入了老年,诗歌就是在其间获得了自身的老年气质。


  诗人深深知道:在身体幽深的记忆中,我们变老,但美也只能在时光深处被唤醒,诗人在《车过东湖天鹅路忆武汉女知青》中,我们可以进入那个梦中之梦:


  而梦却回到相遇的瞬息,我靠近

  你的声音和你青春的身体

  你的音容漫漶,那梦在梦中展开

  那保存在过去身体中的美感

  青春的相遇,像早年月色

  启蒙了我的观看;有一种美

  在异域,引领着我在世上观看

  发现,保持赞美。它破碎

  却同这湖光山色一起涌现


  我不知道,诗歌写作在这个时代还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除了对记忆的信赖!记忆中有着拯救的秘密,诗歌写作,就是与记忆结盟,在无意记忆之中,让发生的事件重获生机。


  柳宗宣揭示了这个身体的遗址,在给在美国的老友程宝林的《身体的遗址》一诗中写道了这个废墟:


  以此打发——迫近晚年的孤寂

  性事的娇贵与神迹,也在远离

  这身体的异域。一切都在瓦解

  身体成了一个遗址:它燃烧过

  现在残垣断壁,而我在其中凭吊

  你我要赶回去的老家几乎成了异乡

  你还可以回到你的美国,我蜗居于此

  哪里也不愿去——守看只身残影


  ——这个凭吊的目光,是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性的哀悼与忧郁,它塑造了我们诗意的善良,让我们得以爱这个永远都不会美好的世界,让记忆可以沉入我们的肉体,哪怕这肉体已经成为废墟,但记忆已经在内心的心版上铭刻了踪迹。


  如同诗人对父亲烟草味道的记忆,这祖先留传下来的气息,已经与故乡一道在消失之中了,但在诗意的心魂书写中却余留下来,获得了温度,因为诗歌记住了这个场景:“他酱色的脸被烟醺拂得舒展开去/这是父亲一生持续的辛酸的享乐。”与那最初萌发的诗意——美丽的《鹿脸》一道,诗歌有着它自身由亡灵们带来的面容,这也是我二十多年前看到诗人,阅读到诗人诗作时所看到的面容,那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诗意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