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个栏目让我陆陆续续做了两个月，在挑选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地否决又不断地补充，这种反反复复的工作让我几乎产生厌倦，一度失去信心。但最终，确定了五人诗选，可以说这五人的作品完全支撑了栏目的分量。

推荐他们的作品其实并不在于作者的年轻成分，甚至不以“80后”或“90后”来划分。虽然“诗歌需要新鲜的血液”属老生常谈的话题，但重点不在这里，真正的重点是——相对于依靠年龄积累下来的经验、阅读、稳重，他们的诗体现了差异感，这种差异感取决于他们对语言的磨练，并且往更深处的地方挖掘，他们各自对诗歌的理解决定了写作的特色。大概我就这么挑选出来的原因所在吧。

当然，我更不会说这五位诗人有极大的潜力，因为这确实是毫无意义。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写作属于耐力式，当然不是通过时间来考验。我的意思，这五人放在一起并不是把谁比下去，而是看耐力能不能在写作上超越自己，毕竟你不可能永远原地踏步。

写作的激情是一时的，而耐力却是恒久的。

——阿翔

阅读古人留存的作品或事迹时，今天的诗人总会在更新的理解和共情后，发起一轮新的对话和评价。一旦由当下回溯到历史，今人短暂地进入到古人的处境，这样的行动有时就会以自我省度或自我辩护的形式加以完成。诗人钱冠宇在诗作《竹林游》中，对几位东晋名士各自生平中的代表性事件进行了情境的想象和补充，除了外部场景的描写，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修辞中还不乏对“我”（关乎写作者的我对于诗题里的人的想象、移情和辩护）的内心世界的摹写，在这个层次上进行的深度探测使得各个人物形象不再只是压缩在史籍里的名字及其典故。

张慧君、李琬、钟芝红三位诗人都很擅长从日常生活中的精微小事入手。告别较为单纯的学生时代，初步涉足一个全新社会角色所赋予的生活后，无意或自觉地处理更为“糟乱、拥挤的一切”是诗人张慧君在近作《市景两章》中呈现的努力。修辞固然有造境之功，使得“水银玫瑰、霓虹烟雾”等似乎有了溢出其本体的晶莹或梦幻质地，然而，“不由任何美的思想构成”，这汇聚了“庸常、繁忙肉身”的“市景”，终将召唤“我”成为“人群中的一员”。在她其余的作品中，“风景”也并未在诗人的感受中缺席，有时候，一些略带古意的镶嵌诸如“嫩柳扶风，鱼儿戏漪涟”或谣曲式的“水仙花白，春栀子香”等低吟也很好地传达出诗人所经验的“漂浮时刻”。诗人李琬保持着她一贯的语感，继续拓展着自己技艺的边界。一种自愿分享私人经验的勇气使得她的诗显得从容镇定，但也出于一种自持和把握分寸感的需要，隐喻作为修辞技术在诗里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想要大声讽刺/却终于悄然歌唱的时刻”，除了表现出该诗行在《橘子》一诗中营造的一种情绪/心境的转折宕跌意味，也很契合她的诗通常呈现出的一种节制又得体的优雅。同样，“时而低飞，时而又渴求/被紧急的欲望追捕”，这种由诗中蜜蜂的隐喻衍生而来的飞行姿态既像是在展示两性的角力和吸引，也“在细节处显示内在的紧张和意志的强度”（周瓒语）。诗人钟芝红纳入理论–知识的广度和范域，尽力使涉足伦理的知识个人化、肉身化，以一种“女性的知觉去经营、去面临”庞杂多义含混且流动的当代经验，使书写成为一种始终蓬勃有力地行动着的爱欲政治（砂丁语）。在《新校园少年》中，“爱”通过不断地被定义而成为“命题更完整的那部分”，诗人使用的句式是独断的，似乎不容商榷，而从定义出来的内容看，也有迟疑和耗损，对自我的劝导，但最终还是通过“你我都热情”的升华来完成最后的教育（或至少是一种愿景）。

诗人韩藜的作品更接近于一种抒情性的独白，在她的这一组诗中，抒情的对象更多地呈现为被倾诉的对象，而非交谈，但这并不妨碍。来自文本阅读所获得的经验与当下的生活经验总是能够找到一种平衡，且互为杠杆，呈现出将要表达的主题。总的来说，这组诗里稍早一些的诗歌更偏向于对自身经验的感性表达，从新近一些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的某些转变，对于历史向度的思考与处理变得更加理性，同时没有损失掉感性层面的直觉。另外，韩藜的诗带有强烈宗教性质的“审判”意味，但这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我”的态度和对“审判”的“质疑”，却是非常值得推敲的：在《真南路挽歌》中，“田野还将托举/肥皂泡的复数方舟，是什么在尽头检索我”，肥皂泡方舟与紧闭的教堂和历史的“旋空”形成相互的指涉，而最后“什么在尽头检索我”的疑问更指向一位悬置或说缺席的审判者，可与挽歌组诗中《巨鹿路挽歌》“渐弱的无人垂听的呼告”以及另一首《方舟》中“而我目力所及惟有沼泽，沼泽”相互参照。

——方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