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边境，进入西德时，我的心情才开始好转。我决定绕道慕尼黑顺便看望伊格纳奇·陶布。他曾趁一次与德国合作拍片的机会定居德国，后来又搬进慕尼黑富人区一栋现代化的楼房。

　　这天，陶布还请来另一位波兰流亡人士马雷克·赫拉斯哥。我们三人一边喝着烈性伏特加酒一边闲谈。我们先在陶布家里，后又来到一家破旧的夜总会继续我们的闲谈。这个夜总会堪称赫拉斯哥的第二住宅，因为他常在这里苦度时光。两位朋友竭力表达自己对今后的事业满怀信心。在他们的虚张声势面前，我感到他们将无所作为。尽管陶布有着丰富的电影制片经验，但他现在也只能投身出售日本半导体收音机的生意，而赫拉斯哥则试图用外语编写电影剧本。

　　我很高兴在慕尼黑见到陶布和赫拉斯哥，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对我的事业不会有任何帮助。

　　我又重新上路赶到巴黎。卡特尔巴赫把我安排在他位于美尼尔蒙当大街一间很旧的房屋里暂时住了下来。

　　齐布尔斯基因出演波兰文版的《秋千上的两个人》而在华沙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他请了三天假，准备去戛纳电影节参加他出演的一部影片的放映活动。不久前，他签了一份合同，将在一部法国片中担任角色。他天真地认为自己从此可以腰缠万贯了，他恳求我为他出车到戛纳作一次闪电式旅行。我当时正无事可做，便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恳求。

　　我们在戛纳的四十八小时几乎没有合眼。如同所有的夜游神一样，齐布尔斯基善于找到关门时间比其他地方更晚的酒吧。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是春佳酒吧，附近有许多姑娘。齐布尔斯基有一个死不改悔的毛病就是打量姑娘，他不停地抓住我的胳臂，小声说道：

　　——快看，天哪！谁能跟这些大肥猪做爱呀？嗯？一定有人能行，你说到底什么样的人行？

　　第二天清晨，齐布尔斯基起得很早。也许，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起得这样早。他必须这样作，因为当天晚上他还要在华沙参加演出。不巧，尼斯机场由于工人罢工而陷于瘫痪。如果他不想耽误在巴黎转机，我们就必须立即赶到马赛机场。

　　我筋疲力尽，要求他来开车。他说他不会开车。

　　我使他回忆起在《夜终》里他有一个驾驶卡车的镜头。

　　——那是拍电影。

　　他回答道，然后勉强接过方向盘。他接着问：刹车是哪一个？

　　最后还是我把车开到了马赛机场。

　　我返回巴黎后，芭芭拉又露面了。我就料到她同蓬特科沃导演的关系不会持久。她刚从日本拍片归来。这一次，芭芭拉把自己的爱献给了与她演对手戏的德国演员卡尔海因茨·伯姆。几个月过去后，蓬特科沃路过巴黎，他趴在我的肩上痛哭流涕。我当时应该真诚地告诉他，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

　　我和芭芭拉的结合就像一部意大利蹩脚影片中的一场戏。我和她坐在奔驰车里彻夜长谈，直到天亮，但没有谈出任何结果。芭芭拉要求结束我们的关系。她说，伯姆正焦急地等着她，期待她。看到芭芭拉要离开我，我总是有一种反感，即使是在我们两人要好的时候。现在，离婚已不可避免，我决定屈服于这个事实。

　　罗拉·穆鲁及给我指定了一个律师。我和芭芭拉约好在蒙索公园对面的律师事务所门前见面。蒙索公园内鲜花盛开。我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着芭芭拉。我囊中羞涩，连进咖啡馆喝一杯饮料都不敢奢望。芭芭拉始终没有来。我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小时，最后给伯姆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竟是芭芭拉。我惊讶万分。她怎么能如此不重视这次约会呢？难道她忘了吗？

　　她有气无力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

　　——我已想过，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了。

　　听了她的话我如释重负。我像空气一样自由了。我人在巴黎，我有才干，我有朋友，美好生活就摆在我的面前。我从电话亭里走出来，步履轻松；我吹着口哨，心平气和，自由自在。甚至蒙索公园里的栗树都显得比我刚才来的时候更翠绿，更绚丽多姿。

　　我开始在电影界寻找工作，研究西方电影的制作方法。我找到制片人皮埃尔·鲁斯唐。由于芭芭拉离开了我，他对我明显不像以前那样和蔼可亲了。他请我参加一个酒会，但当我赶到的时候，他居然对我不加理睬，酒会上的来宾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禁心想他究竟为什么向我发出邀请。我走进厨房，与另外一个来宾攀谈起来。他已注意到鲁斯唐对我态度冷淡，并以幽默的语言对他的作法提出批评。他是一位个头矮小的法国人，理着寸头，前额上裸露着一块伤疤。我越谈对他越有好感。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