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们在完成拍摄工作返回浮房的时候，获悉安杰伊·蒙克不幸去世。再也见不到蒙克的事实使我无法接受。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面对过一位亲爱的朋友突然去世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了。蒙克死于车祸。在华沙至罗兹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卡车同他驾驶的黑色菲亚特小轿车迎面相撞。当晚我们大家来到一家小酒馆，以喝酒的方式来寄托对他的哀思。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希望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在酒馆里讲述他的生平轶事，回忆他作过的无数个恶作剧和惹人生气的幽默感。雅各布·戈尔德贝格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跑进洗手间失声痛哭。我很快也冲进洗手间，与他一起哭成泪人。

　　一位警察走进洗手间小便。

　　——怎么了？这里出什么事了？

　　他见我们哭成这样问道。

　　雅各布终于用沙哑的声音说出一句话：

　　——滚开，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警察以“污蔑国家代表罪”当即逮捕了雅各布。我企图劝阻，但最后也被一同逮捕。我们两人在分离式牢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被释放了，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后来赶到华沙参加了蒙克遗体的安葬仪式。

　　另一个不幸的消息是我的私事，我不能向别人公开。每次我给芭芭拉在罗马下榻的巴奥里旅馆打电话，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总说她不在。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到服务员在有意支吾搪塞。当一位好心人把发表在意大利一本电影杂志上的芭芭拉和杰罗·蓬特科沃导演一起在夜总会的一张合影寄给我时，我的感觉更是如此。芭芭拉从未跟我提起过蓬特科沃一个字。但是后来的一些迹象表明情况的确如此：她经常离开罗马，有一次她在来信中提到她曾去南斯拉夫旅行了一趟。一天晚上，我在外景地的一家餐馆给她打电话，终于找到了她。

　　她说话的语调很怪，与其说这种声音像是承认自己有罪，不如说她感到左右为难。

　　——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她问。

　　我回答说没有收到。她说她真的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对她目前的情况作了解释。她在电话中沉默片刻，然后说：

　　——你看了这封信可能会不高兴。

　　我假装不懂她的意思，但实际上我对她的企图一清二楚。收到她说的那封信时，我当初的担忧得到了证实。芭芭拉也赞同我对她的评语：她有魅力，但非常软弱，缺乏个性，她总是害怕说真话，即使是一个谎言伤害了她的时候。她在信中丝毫没有提到蓬特科沃。她只说“我需要时间认真思考”。我在后来曾多次试图再找到她，但我的努力都未能成功。

　　我的生活再一次走向失败。我记得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浮房里。湖面上的小浪拍打着浮房的外壳，云彩遮住了月亮，一场小阵雨正洗刷着湖边的大树。摄制组其他成员在岸边有个小聚会。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已经形成：但愿我有勇气完成这部影片，我要保持理智，不以个人的不幸影响别人。最后，我终于走出浮房，来到摄制组的同事中间，竭力使自己表现出轻松的情绪。我不会同任何人谈论芭芭拉。我性格傲慢，不敢对外宣布芭芭拉抛弃了我，即使在弗里克夫斯基和科斯坚科面前我也从未提及此事。

　　外景拍摄结束的时候，秋天已经来临。我们沿着遍地是红黄树叶的森林公路从马祖里地区向南返回。我和戈尔德贝格坐在摄制组一辆标致轿车上，摄影师利普曼负责开车。天色已黑，我们的车接近了一条弯道。我感到利普曼的车速过快，我的心开始揪了起来。尽管利普曼及时刹车，但满地湿润的树叶使汽车侧滑，最后径直冲向了弯道对面的大树。在汽车就要撞到树上的一刹那，我用手臂捂住了自己的脑袋。

　　几分钟后我恢复了知觉。汽车报废了。利普曼和戈尔德贝格只受到轻微的震动。

　　救援人员很长时间后才赶到。我被送到附近一座城市的医院。一位年轻的值班医生为我做了检查，他诊断出我颅骨下部骨折。医生把我扶到床上，不准我随便活动。第二天早晨，我感觉有些好转，便起床去上了厕所。忽然，天旋地转，我一下子晕了过去，昏迷持续了几天。父亲和万达赶来看我，万达一直守护在我的身边。她在附近租了一个房间，每天作好饭给我送来。我对此非常感动，也有些过意不去。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