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榕

　　阎连科看起来更像一个敦厚老实的农民，他穿着一件红棕色的T恤，非常接近泥土的颜色。这件上衣伴着他，频频出现在媒体的镜头里。他坦言，穿衣从不讲究，逮到哪件是哪件。他讲话带着浓浓的河南乡音，常常把“鲁迅”念成“楼寻”。参加完一天活动的他，坐在靠背椅上显得相当疲惫，但谈话时仍很投入，滔滔不绝。

　　最初，为了逃离物质匮乏的农村，躲避日日劳作却时常挨饿的生活，阎连科努力写作。1975年，他看到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扉页上说，因此她从北大荒农场被调到哈尔滨市工作。看到改变命运的曙光，他每天放学便秘密地创作长篇小说，有几百页纸那么多。然而当兵后，母亲却将他的心血当成柴火给烧了。

　　当兵前期，他写了大量主旋律小说和剧本，如愿以偿留在部队。他多次表示，自己的作品很多，但百分之六七十是垃圾，大部分是这期间写的。因为它们面目几乎一个样，毫无创新。

　　后来他的文学创作渐入佳境，屡屡获奖。《两程故里》获1988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黄金洞》、《年月日》获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再后来，《受活》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在受主流文学界青睐的同时，他的作品也饱受争议，甚至被禁。历尽艰辛于去年出版的《风雅颂》，以荒诞的手法揭露知识分子的懦弱和堕落，指责声音从未停止过；而讲述军人跟上级家属婚外恋故事的《为人民服务》，以及关于河南艾滋病人的长篇小说《丁庄梦》，都被列为禁书。

　　有评论说他的小说是“拿头撞墙的艺术”，横扫千军，冲破重重禁忌。他却说面对这样的评价，心里有愧。因为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逃避照顾父母，屈服于权力等等。他只能在小说中坚持讲实话，不妥协。他认为，可能是现在写当下的小说太少，而显得自己突出，“其实不是我在撞墙，而是我比别人更靠近那堵墙”。

　　今年他出版的散文《我与父辈》一反常态，没有争议，没有指责，好评如潮，非常畅销，被誉为“2009年最感人的书”。他说，不是这本书写得好，而是它写出了人间最普遍的亲情，可能当下人们最缺失的是这个，所以大家都喜欢。

　　由于没有多余的10块钱，不能让临终的父亲在家里看上《少林寺》；大哥备足大姐手术需要的血浆，而大量抽血；由于自己执意离开农村，而加重父亲负担。讲到书中的细节，他非常动情，眼眶里闪烁着泪光。“那时候，我们家里什么都缺，但不缺亲情。”

　　说到接下来的写作计划，他说：“明年初再动笔吧，要放慢脚步，大家都说阎老师你出书太快了。”但他笑着表示，其实他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一年365天，他不用上班，几乎每天都在写作，只要每天写500字，一年就能出一本书的。

　　当然，题材依然是农村。尽管他年轻时曾想方设法离开那里，但那里一直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曾说：“让我每年回到家乡三天，我就有三年写不完的东西。”

　　有人问过他，是否考虑写都市题材。他说：“我来自乡村，想象力会非常高远或者说游刃有余，但是真正写城市的时候我会非常拘谨。所以一个人一生什么都可以写，但是能写好什么是天定的事情。”

　　接下来不写作的这半年，他要去大学当教授，今年春节后，他从北京作协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一方面创作环境更宽松，另一方面能更多和年轻人沟通。他说，人大没有给他教学任务，上课时间完全由自己做主，可以给本科生上课，也可以带研究生，一切随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是多养了一个闲杂人员。”

　　现在的“阎老师”准备开一门课—《二十世纪文学欣赏》，要挑选出10至15部经典做授课之用。因此他最近大量阅读，包括他以前看过的的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作品，还有现在畅销的纯文学作品，像《追风筝的人》、《巴别塔之犬》、《东京铁塔》、《长假之恨》等等。当然，还有他最爱的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他可以讲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他梦想自己也能那样神性地写作，尽管明白“不可能了”。

　　“我和现实太近了”

　　“我从农民的立场出发”

　　记者：《我与父辈》的腰封上说，预销量超过《小团圆》，万人联合推荐，网友说这样的宣传太过火。你怎样看作家与市场的关系？

　　阎连科：我参加这本书的读书沙龙，看到满目的商品，这是我第一次真切感觉到，我的书也是一个商品。要把它卖出去，总是带有半忽悠的性质。但是我相信读者看过之后，会有自己的判断，不会理会那些宣传的语言。

　　之前《风雅颂》出版，书上介绍就说“一对狗男女在床上……”，因为已经出版了，我没理会；后来再版，我就把这句子画掉；第三次印刷，这个句子又出来了。出版社说，没有这个句子，书就卖得不好。我想人家好不容易帮我出版，就由他们吧。

　　记者：去年《风雅颂》出来后，有批判你的人说你这是在影射北大，侮辱北大，说你对知识分子的了解不深，停留在你的想象和意念当中。你怎么看这些评价？

　　阎连科：北大的人自己对号入座，是非常自恋的。不能因为我文中说了中国第一高校，北大就把自己扯进去。我在北京科技大学、人民大学的朋友，看完之后说，这是在说我们学校的事啊。对于知识分子，《风雅颂》肯定不是给他们脸上贴金的作品，所以他们不会说你写得好，就会说你不熟悉。但是我写的都是我理解中的学校，跟现实学校不一样。当然，每部作品出来都是有争议的，这才正常。

　　记者：你在《我与父辈》中说，乡村不是那个时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阎连科：前几年，面对下岗，我们忧心的都是城里人，没有考虑农民；今天金融危机，我们说要稳定，考虑的也是城里人，要给他们最低生活补助，却没有想过帮助进城的2亿农民工渡过危机。可能是因为中国农民这个群体没有话语权，是沉默的大多数。我听过负责人大工作的朋友说，城市人口每5万有一个人大代表资格，而农村是20万人口才有一个。从这个比例看，多数农民都是被忽略的。

　　人们会说我的小说里，流露出对城市的仇恨，其实仇恨是没有的，只是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我从农民的立场出发来想问题而已。就像很多知青文学流露出城里人下乡的哀伤，但是在农民看来他们还是很幸福的，在农村吃最好的饭，干最轻的活。

　　“我的荒诞小说比现实正常”

　　记者：《丁庄梦》被禁后，你是怎样的心情？

　　阎连科：我觉得，禁这本书的人智商不高。在我看来，按照他们的标准《坚硬如水》或者《受活》反倒是该禁，但是《丁庄梦》禁掉就很没有理由。第一，它讲的事情人所共知；第二，你们自己也天天讲；第三，它没有伤害政府的任何神经。

　　记者：你一直是一个体制内的人，从军队到作协，这样的身份会不会影响你写作的独立性？

　　阎连科：不会有影响。有的人，身在体制内，思考的是体制外的；有的人，身在体制外，思考的全是体制内的。我觉得保持独立性不难，说不容易都是作家自己的预设。他们总是自己吓自己，说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其实没有写，谁知道可不可以呢？

　　记者：《受活》获得老舍文学奖后，奖金3万元，你说1万元作过年开销，1万元交儿子的学费，还有1万元捐给艾滋病人。到现在，你还继续做慈善活动吗？

　　阎连科：我就跟河南东部一个村庄有来往，是和美国一个搞医学人类学的朋友一起去的，每年去一两次，呆个三四天。我的朋友可以去宣传普及医学卫生知识。比如，那边农民连传播的三种途径都不清楚，得病之后，就和家人分开睡，分开吃饭。如果给他们避孕套，他们会很生气，说是嘲弄他们。那里的粮食不够吃，水不够浇地，就帮他们把井里的水用水泵抽到田里；生病之后，身体没有力气，建个收猪台，把要卖的猪赶上车。这些都需要钱。[NextPage]

　　很多人都会捐钱，尤其是那些有宗教情怀的人。新疆有个女人，看了我的书后，四处联系我，一定要把5万块钱给我，让我带给这些病人，也不肯留下姓名。其实，她自己的生活未必就过得非常好。

　　记者：你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作家，比如你写《丁庄梦》《风雅颂》。而中国的小说家在公共领域的声音是很弱的。

　　阎连科：相比同行，我和现实太近了，关系太紧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总是有争议，总是被禁。

　　现在的中国作家，确实在公共领域缺少声音。当然，不是提倡每个作家都要去干革命，但是国外的作家都会参与重大的社会生活。可能以前我们的作家参与太多，后来就矫枉过正。在公共领域发声，不意味着作品不伟大。鲁迅写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写他所看到的，他的作品还是广为传颂。

　　这种情况也在慢慢改变。像王安忆，她的代表作是《长恨歌》，离我们的时代也很远了，而她前年写的《启蒙时代》，就是当下生活。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活着》都是。他们都意识到了，不能不关注现实。

　　其实当今的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很丰富，很复杂，也很荒诞，为什么不关注呢？荒诞就是说，这些事情大大超越合理性的，在文明社会是不应该发生的，比如三聚氰胺奶粉、杭州飙车事件。还有，中国官场的腐败我们有目共睹，但可怕的是，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当官不腐败就不正常。我写的那些荒诞小说，跟现实比起来，就太正常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