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顿

    8月8日，8点40分。上岛咖啡。

    红耳环、白上衣、白底红花连衣裙、白凉鞋。自上而下，眼前女子的装束只红白两色。唇红齿白之外，她有黑亮的眼睛。

    她那正在本报连载的小说的封面，也不过红白黑三色。

    小说的名字叫《金山》。她叫张翎。

    前一天晚上，她自加拿大多伦多飞来，与众多阅读过《金山》的评论家和读者有约，先在北京，后在上海。

    近日，一部正在高调开机宣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导演是冯小刚，原著作者是张翎。她已是一位“老”作家，写作十几年中，分别获得过国内的“人民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加拿大的袁惠松文学奖。海外坚持用母语创作的新移民小说作家中她算得上领军人物之一，而且，她是业余作家——主业是多伦多一家医院的听力康复师。生在温州的她16岁离开学校，当过小学教师、车工，以初中二年级的水平靠自修考上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1979年，她的成绩是浙江省外语类考生的第一名……这些信息集合起来，再加上《金山》这部约50万字、以清末赴加拿大淘金的先侨、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为主要人物的家族小说，看起来让她颇具传奇。

    眼前的张翎说自己时，小心地躲开了类似传奇这样的字眼，她温和婉转，努力把自己和这种界定区分开。她说她是康复医生，每周在诊所工作四天，每天的写作时间是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十五分之间，不熬夜、极少失眠。她有稳定的收入，和谐的家庭，她“不确定丈夫一定特别了解”她正在写的东西，却可以确定“他给了最多的尊重和自由并承担了很多本该分担的家务”。她特别说到，这些年写作没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直到今年进入了影视世界才算是“见到了一点钱”，既然如此，写作不能赖以生存，能养活自己、帮补家庭的，仍是那个固定的、白日里须得精心的职业。况且，还要为退休后仍保持中产生活水准而努力——“太穷和太富有的人都不能有纯粹的写作”，这是张翎坚持“业余”的基本理由。

    因为坚信自己的写作会因业余而纯粹、因不为生计所累方得以不为物欲和名利所诱惑，她在1986年远赴美国后转道加拿大的留学生涯中，用十年时间老老实实读完两个能谋生的学位，建立了一份稳稳当当、实用的事业，完成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建设，然后，才重拾自少年时代已暖在怀中的文学梦想。这样看来，张翎是个沉得住气的人。

    一本书就像一个孩子，总会带上创作者的某些特征。对于章法严谨、史料翔实、气场一以贯之的《金山》来说，张翎的这种沉得住气自始至终渗透其中。她书中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在等，等团圆、等践约、等太平……他们能等得起也必须等得起，也许恰恰源于带他们来到世上的小说家原本就是个等得起的人——张翎与《金山》这个题材的邂逅，发生在1986年，而真正动笔开始写，已是20年之后。

    在《金山》的自序中，张翎写了20年中的两个契机，与冥冥中的人物们初相遇和被这些人“逼”得非要动笔不可。1986年和2003年。

    1986年的张翎尚未成为今天衣食无忧的她，和很多早年出国的留学生一样，也为生计奔波，偶尔心怀落寞。于是初相识发生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的郊外。一片被杂草掩蔽住的墓碑上面写着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时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是那些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被称作先侨、猪仔华工或者苦力的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寿命都不能算长。“在大洋那头以芭蕉为背景的村落里，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决定背井离乡走向也许永远没有归程的旅途时，他们和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或许还有年幼的孩子，有过什么样刻骨铭心的诀别？当经历了‘浮动地狱’之称的海上航程，终于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脉时，他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片陌生的蛮荒？”这是自那时起常常会从心底翻上来的疑问，这些疑问会加快她尽早让生活稳定下来的步伐——她确信自己是可以代他们书写答案的，哪怕只是历史的一个小小局部。

    然而，10年后，当她真正稳定下来，从容地铺平了稿纸、拉开架势写作时，她仍然没去碰这个始终蛰伏心底、时时泛起涟漪的题材。时机仍然未到，机缘尚浅。

    2003年，张翎随海外作家回国采风，来到广东的侨乡开平，在这里，她第一次见识了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碉楼。这是清末民初出洋捞生活的男人们将一个一个铜板寄回家盖的。在一栋尚未成为旅游景点的碉楼中，她轻轻打开已多年无人触碰的梨木衣柜，看到了那件后来多次出现在她的回忆之中的金线绣花夹袄，夹袄的袖筒里，藏着一双已经挂丝的长筒丝袜。那一刻张翎觉得她是这件衣服的主人——可能等了一辈子却终不能圆金山梦的女人——一直在等的人，她注定要替她书写至今隐秘的心事。这是一次闪电般的触动，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张翎是沉得住气的人，以后的两年中她无数次抚摸记忆里的这一段，与无数个可能穿这样衣服的旧式女人交谈，但她不写，她还没准备好担当她们和她们客死异乡的男人们的代言人，她要等自己把心上的最后一点躁气抚平。

    调研工作开始于2006年，《金山》杀青在2008年的圣诞节。

    作为小说，《金山》是虚构的，但张翎为了这本虚构的小说，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方式钻研她所要描述的那个时代的史料，长达两年半。她的工作方式在写作类似寻根小说、家族小说的作家中并不多见。而这段稳坐冷板凳的考据和采访的日子，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也给她带来一个又一个解读金山客命运的新鲜角度和鲜活范本。知名加籍华文作家陈河说：“3年前听说张翎要写一个华工修筑洛基山铁路的长篇时，我曾说过写这么个题材可能会像再修一条铁路一样工程浩大，是否过于艰难？现在小说摆在眼前，让我能读出张翎这些年所付出的如当年的华工一样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拼命精神。没有对前驱华工的心灵相通和感恩怀念，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

    在《金山》之后，张翎开始创作一部新的、依旧以金山客为主要人物的小说，《阿喜上学》。结束这次回乡之旅，她仍会回到加拿大做医生、做“业余”作家。距离，使她有可能保持独立创作的姿态，也有可能实现作家与历史的平静对视。实际上，这也是张翎在《金山》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直至长成一棵大树的漫漫20年中磨砺出来的眼光和态度。

    四个关键词解读张翎与《金山》

    关键词之一：倾诉——如果不让我写小说，那么有一天你会看到个头顶上冒青烟的女人坐在多伦多地铁里，眼看就要爆炸，那就是我。

    安顿：《金山》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张翎：20多年前就想写这个题材，但一直等到现在，想想是因为巨大的惧怕，我知道这本书会扒我一层皮，但真的开始展开书写的环节，我发现它不是扒一层皮，而是两层。它是我一生创作的巅峰，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把一生的呐喊都放进去，又是很隐忍的呐喊。这本书里的人物看起来一辈子都很窝囊，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他生命的某一刻中突然爆出特别的响声，把一生的窝囊积累成一声呐喊。这种状态可能也是我的状态吧。

    安顿：生活中你是特别有倾诉欲的人吗？

    张翎：是！我曾给人举例子，如果不让我写小说，那么有一天你会看到个头顶上冒青烟的女人坐在多伦多地铁里，眼看就要爆炸，那就是我。我们这个社会，想说话的人太多，想听话的人太少。幸好，我能写小说。

    安顿：从1986年到2006年，你的生活和《金山》的创作无关。谋生轨道和内心轨道平行着，而同时你又在潜心结构自己喜欢的故事、最终成为《金山》。它是你的寄托吗？

    张翎：有可能。20年中，看得见的生活和它都没关系，看不见的生活、很内心的东西，或许都和它有关。20多年来都在积攒着力气，为了最终能把它写出来。写的时候，我吃不消的，是体力，写完的两个月，生了一场病，而且非常不爱说话，很沉默。我觉得人被极度震撼时表述的不是语言、不是眼泪、不是呐喊，而是沉默。我记得当年看《辛德勒的名单》。电影结束，没人动，没人鼓掌，音乐终止将近10分钟，鸦雀无声。终于有一个人站起来，走出去，接着又一个人，这样，观众们沉默着一个个走出去……我写完《金山》，就是这个感觉。无法言说的压抑。那两个月，就像抑郁症一样，说不出的哀伤，没有以前写完小说后的兴奋。我想这可能是我一辈子攒下的力气的爆发，只是我自己一直不知道。[NextPage]

    关键词之二：隐匿——我觉得从《金山》中看不出作者的性别是一句很好的赞美，这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

    安顿：初读《金山》，难以分辨作者的性别。和以往一些女性特征明显的文学作品相比，《金山》是缺少女性特点的文本，几乎找不到女性书写过程中本能的自我嵌入。你是有意识这样做吗？

    张翎：我愿意写有历史根基的故事。在我的小说里，没有都市白领，没有写跟我同代、同时期的人，因为我觉得太近了，没有能力去写。写当代题材，我也会追溯到历史背景中去。如果离开根去写叶子，我会心存疑虑，会有恐惧感，认为那可能站不住脚。这点在我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如果说有不同，在另一方面。以前我的小说大部分以江南为背景，那是个人的故土情怀、童年记忆，不可能忘记。但写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把这个领域穷尽了，写完了，自己都厌倦了。江南的细腻仿佛金缕玉衣，而我这些年的经历全部是在北方，北京是北方，加拿大就是更北的北方，我觉得已经要撑破了故乡给的那些细密针脚，开始变得冷静、粗粝、实际，学会了大气。如果说以前的作品中多少还有些女性视角的体现，到了《金山》就几乎不见了，面对这样的题材，也不可能有、不敢有。我没做刻意的隐藏，也可能是因为心存敬畏。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跟自己的作品保持理性的距离，就会失去整体的理性判断。我觉得从《金山》中看不出作者的性别是一句很好的赞美，这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

    安顿：你在隐匿了性别之后，隐匿了判断。在《金山》中，你的人物不断做出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选择，每个选择都基于判断，而这里面没有你、没有张翎，看不到你的心情、感受。

    张翎：我不能容忍作家介入判断。我认为各人有不同的职责，判断属于政治家、社会学家、老师，而作家的职责，是描述真实。能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真实的描述，这是一个普通作家和一个好作家的区别。小说家的功能不是批判现实，而是呈现现实，没有粉饰、没有加进自己的主观意向地呈现，如果说有判断，那是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故事来表现的。我的小说里面有判断，但那是我的人物在判断而不是我。作家加入到作品之中去发出个人化的声音是我最不喜欢的，就在我刚刚开始写作写得并不成熟的时候，我也要求自己不要这样做，我要求自己“零度介入”。《金山》也不例外。

    关键词之三：老实——我愿意用最老实的方式去写我笔下那个同样老实、沉默的人群。

    安顿：《金山》在结构上是传统的，在一些小说家、剧作家追求先声夺人的现在，你采用保守、老实的创作方式，循序渐进、娓娓道来，不觉得这样可能会失去一部分性急、前卫的读者吗？

    张翎：这跟我在复旦受的传统英国文学教育有关。我上学时看小说很多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哈代、狄更斯、艾略特他们，到现在阅读的偏好也还是传统讲故事的小说。对过于先锋、没有故事的小说，我看不下去。所以我写小说，会首先确定这是个好故事。另一方面，选择老实笨拙的写作方式，也跟心态有关。我没有期待。没想过我的小说会带来大面积的叫好，会有多么畅销。写《金山》特别自由，完全不在意别人给所谓移民小说规定的那些套路，什么种族歧视、血泪仇、个人奋斗、融入主流……完全没有，完全打碎，我以客观、自由的方式面对主人公和他们的生活，除了历史和细节的真实决不允许“戏说”之外，我的创作状态绝对自由。我写作时对市场没有指望，也不在乎会不会有人看了开头觉得这本书平铺直叙、不具特色、失去最初的兴趣。这些因素不会左右我，我愿意用最老实的方式去写我笔下那个同样老实、沉默的人群。

    安顿：这种老实的写作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张翎：这要从做调研开始说。别人看史料是看时代背景，我看细节。每看到一本书、一份史料，就会多一些细节、多一个角度。我听在开平长大的老朋友讲他的童年，会一直听下去，陶醉其中。那感觉太奇妙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大，不知道哪里才是底，因为总有新发现，这个调研永远没有尽头，可以永不停止。我必须告诉自己，可以了，必须要刹车了，再走下去要迷路。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如果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看三分之一也可以写一本书。这时我才决定必须要坐下来开始写。对我来说历史的框架并不是最难的问题，最难的在于细节重构。你把历史背景确定下来，必须要做的就是还原当时的生活状态，这要依靠细节。《金山》的人物并不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因此这些细节必须精准。我不想我的书里有完全站不住脚的细节出现。有时候为了一个十行字的叙述要调查三天。这种较劲，有时候也是很痛苦的吧，就像摸进了一条黑隧道，难以自拔。

    安顿：这是你说的“笨人写笨书”。这本“笨书”中还有一个“笨”，就是大量细节被你“压榨”。一些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面对精彩细节，有时会充分、细腻、一唱三叹地说很长，在叙述上做加法。《金山》相反，能被做加法的细节三行两行说完就完了，可补充的空间极大、留白极多，非常节制。在细节的取舍上，你除了老实，也够狠。自己觉得吗？[NextPage]

    张翎：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力求简洁的人，不要的东西，扔得很快，毫不犹豫。我刚出国时，为生活奔波，不断搬家，每次搬家带走两个箱子，摊开来，生活必备的一切都有了，慢慢的有了一屋子东西，又要走，要把这一个屋子再精简成两个箱子，你说有多难？我每次都能很快做好。这样到了写小说，我觉得说得够了，就好了，不用啰嗦，而且，我写《金山》用到的细节，是一小部分，还有三大篓没用到，不用这样小题大做。我觉得作家在情节的安排和细节的运用上应该有断臂的勇气，这也是种理性的力量，很多动人的东西，不是因为长，而是因为有力。如果《金山》日后要修订，我还会精简，现在回头看，有些地方还不够简洁，还是说多了。我在海外这么多年，并不从一开始就顺利，很多时候也孤立无援，这种时候需要立即作出决定，要什么，想好了，好，爬起来往前走，没时间也没条件磨磨蹭蹭，眼泪是给别人看的，在根本没人看你哭的时候，哭没有用。我的这种性格决定了笔下的人物都果决、干脆。我的写作也是这样，这本书有很多毛病会陆续被指出来，但啰嗦绝对不会是毛病之一。

    关键词之四：市场——写作是单纯的事，市场是写完之后冒出来的杂念，一闪而过，且可遇不可求。

    安顿：《余震》已经开拍了，你对《金山》有这方面的期许吗？

    张翎：没有。

    安顿：如果《金山》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你会亲自编剧吗？

    张翎：应该不会，我没有时间，还有很多想写而没写出来的东西在等着，我忙着往前赶。而且，我知道我目前还超越不了自己，去做编剧，重复一遍，没有意义。

    安顿：你在海外坚持华语写作，而你有能力用英语写，那样你会更出名、有更多的钱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靠诊所的工作来养活爱好，你有那么多好故事，完全可以去做编剧，为什么不呢？

    张翎：很简单，那不是我想要的。在海外的华人作家真是源于爱才去写，没有对这件事的爱来支撑，很苦。我写了这么多年，就是《余震》卖了版权算有了收益。至于《金山》，它的市场价值还无法期待。三年中我在加拿大飞来飞去做调研、钻图书馆、回国多次到广东实地考察，这些钱是自己花，没人报销，这个费用与我的收益是不成比例的。但我毕竟不靠写作生活，生活不成问题，而《金山》是我为自己写的书。现在有人喜欢，我已经很满足。写作是单纯的事，市场是写完之后冒出来的杂念，一闪而过，且可遇不可求。

    从《金山》看到我们自己

    黎全恩（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荣誉教授、加拿大华埠历史研究专家、加拿大勋章获得者）：

    2006年的一个晚上，我接到来自多伦多的陌生电话。那人自我介绍叫张翎，从中国来，想了解一些加拿大的华工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来的移民都在忙乎适应环境，不太有人关注早期华人历史。当时我有些惊讶。她后来又告诉我她是作家，正在写一本有关早期华工生活的小说。刚开始时我没把她的话当真，这样的话题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当谈话深入下去，我才觉出她的厉害，我发现她对这段历史已有相当的了解，显然她是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并在档案馆做过功课的。后来我们的联系多起来，有时她能在一天里发好几个邮件给我。她的问题很具体，钉得很死，比如“1910年期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地下水处理系统是怎样的？”“华工的子女和洋人一起上学吗？有女孩吗？”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不能轻易回答，得很认真对付。尽管她是小说家，完全可以虚构历史，可她却把史实和细节的准确看得很重。在读过她的小说之后，我感觉她的小说其实是“故事形式的历史”（history in the form of story）。我深为她的严谨治学和创作态度所感动，我们从此成为朋友。

    张雁（加拿大《环球华报》创办人、社长）：

    和张翎认识，缘起于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创办华文周报时，非常希望能够连载既吸引读者、又有品位的长篇故事。因为情趣和理念相投，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朋友。一个报人，一个作家，一个居于西岸的温哥华，一个住在东边的多伦多，相隔几千公里、一年见不到几面，却有一种相知和默契。为写《金山》这本书，张翎需要到维多利亚和温哥华收集早年华工历史资料，就住在我家。[NextPage]

    别看张翎书写得不错，方向感却极差（用她自己的话是“弱智”），在国外生活二十多年，居然不敢开车，那张驾驶执照在她的皮包里只是个摆设。她在温哥华收集资料，我全家和报社的员工，还有温哥华的一些文友，都给她当过司机。连我儿子也在路口等过她，怕她不认得路。

    这两年她为了小说《金山》的素材收集，跑遍了东西两岸的华工遗址采访历史研究学者和知情人，这不仅完全是她自费而且还花掉了她所有的年假。她在西海岸的省市档案馆都查过资料，但更多的是在温哥华的中文图书馆里工作，因为这个中文图书馆的资料不联网，她无法在多伦多查寻。她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在附近的唐人街买个盒饭。这个图书馆不大，却有一间小黑屋，藏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听张翎说，那间小屋里堆放着几十年前在旧式录音带上存录下来的老侨口述历史，还有一捆一捆老侨用正楷字手写的关于家族的回忆录和日记。张翎拿着一本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回到家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听见她叹气，说这些东西都旧成这样了，再不整理成数码信息，就要化成灰尘了。可是，钱在哪里呢？

    韩敬群（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金山》责任编辑之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本书，我本人能够成为责编之一，完全是机缘巧合。《十月》副主编周晓枫说她读到一本小说，是近些年读过的最好作品。我花了一整天一口气读完，读得昏天黑地，读得神清气爽。做了这么多年文学编辑，已经多年没有过这样的阅读感受。十天左右，我们和张翎就谈妥了出版事宜。

    这本书的题材是能够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他乡的拼死挣扎以及故乡的深情守望，这样的主题，其实也不止是讲华侨。在国内生活打拼的人，也一样是在“异乡”和“他乡”之间纠结缠绕挣扎，对书中的情感，不需要出国，一样能够体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金山》贯穿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烟云，通过一个个血肉丰满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看清自己，看清自己在当今世界上的位置。通过阿法，麦氏，六指，锦山，锦河等这一个家族几代人，我们好像能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形象，看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先人。所以，《人民文学》的编者按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小说中感到共同的悲怆，共同的血气和情怀。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