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上幼儿园时，有天在街上忽然问：“爸爸，什么是故乡？”

  听她这一问，我猜她一定是在动画片里碰到了这个词，于是使劲把“故乡”往幼儿园孩子能理解的意思上靠，找她能听得懂的词句比喻解释，她眨巴着眼，听着，忽然眼睛一亮：“就是本来的家!”

  我马上“是的！是的！”，紧张的心松弛下来，惊喜也欣喜。

  推想开来，天底下人人都有个“本来的家”，而且处在心灵的最深处，但是不幸，有些人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让这个“本来的家”沉寂在了那里。

  婆还健在的时候，我们很小就知道，除了爸爸陪她守护着这个“古椿书屋”祖居之外，她还有四个儿子在外面。后来随着书信、照片、时间的积累，这些外面的伯伯满满以及一大群兄弟姐妹的轮廓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但回到这个本来的家最多的，毫无例外是大伯黄永玉。

  听父亲说，1950年大伯从香港回到凤凰，那是他13岁离家后的首次返乡，当时凤凰刚刚解放，社情复杂，有关部门对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年轻人自然不敢掉以轻心。而对于一个13年来魂牵梦绕着故乡的青年人来说，当然也受不了那种在自己家里被怀疑，甚至被敌视的态度。讯问谈话期间，双方竟然都拍起了桌子……

  当然，最终大家和解。

  此行结束返港，大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了一组这次返乡的特写“火里凤凰”，为新社会家乡的新人新事摇旗呐喊。

  大伯1974年回乡时背后还有眼线监视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是在1974年，当时大伯在京城处于“猫头鹰事件”的被管束状态，因为婆生病住院，也为试探管束状态是否快结束，大伯借母病事由请假回乡探视，上面竟然批准了！

  是哪天回来的？在家里住了多少天？都不记得了。印象中的那段时间里，大伯神情肃穆，给婆画了一幅极其传神的半身水墨淡彩坐像，还和本地的年轻画家们接触，给他们画画、讲画，晚饭后没事则在院子里打开随身带来的收音机，带我和弟弟们进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

  后来知道，大伯这次回来，背后仍有眼线监视。大凡跟大伯有接触的人都被单位询问，还要上交大伯送给他们的画作……

  两年后，我进了省运动队。一次，从长春参加全国比赛返回北京转车时，我去到了大伯在火车站旁边京新巷的家。

  房子依然是照片里那个很小的房子，也第一次见到了大伯娘和大哥。不巧我去的那天，中午按约有朋友请大伯一家吃饭，贸然多了个我，大伯娘刚想和大伯商量，大伯想都没想：“一起去！”

  地点在王府井华侨大厦，请客的是一对文雅的中年华侨夫妇。席间赵丹和黄宗英夫妇进入大厅，看到大伯和大伯娘，亲切但很有分寸地礼节性寒暄后便坐到了预定的座位上……

  这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开始融解——包括人们紧锁的眉头。

  大伯娘说：“别人都没有故乡，只有他一个人有！”

  1977年，人们的眉头彻底松开之后，大伯回乡的时间就多了起来，一年一次、两次、三次……不厌其烦地往凤凰跑，待的时间也更奇葩，少则住一晚第二天就返京——真不嫌麻烦！多则一住一个多月，仿佛今天凤凰县的一个外来“挂职干部”。

  那时节，刚刚放开束缚，他就多次把香港的企业家和国内外文化界的朋友请来凤凰，让他们出谋划策、宣传推介；自己又穿针引线，将凤凰的民族民间艺人介绍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还把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去印尼参观考察，希望家乡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尽快与世界接轨。

  不仅如此，为改善政府工作条件，他给百废待兴的政府捐赠面包车；和旅游局长敲锣打鼓在广场义卖画作筹措资金恢复古迹；捐款捐物提升沈从文故居陈列水准；给母校文昌阁小学建礼堂、修教舍；帮准提庵维修大殿、捐佛像观音像、绘制壁画；带县领导赴北京找轻工部购买烟草机械设备；为凤凰毛纺厂找新疆朋友落实原材料供应；助力使沱江沿河数十万百姓受惠的长潭岗水库以及三个苗族聚居区生产生活用水的大小坪水库解决立项和资金；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他在北京上下沟通、奔走呼吁，回到凤凰，又频频为县里出主意想办法。申报成功后，他欢欣雀跃，主动给县里捐赠两台旅游大巴车，以应对申报成功后的开发接待之需。同时挥毫作画，感谢为申报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和朋友，连走进街街巷巷，看到卖草鞋卖辣椒粉的摊铺，也开心地给他们取名写招牌，俨然一个过大年的快乐孩子。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他的专题片，他把片子更名为《画乡》，希望更多反映家乡的美好画面。至于帮助张家界申报国家森林公园、帮助湘泉酒厂设计包装和在北京广州推广产品、在吉首大学捐文物、在凤凰吉首两地捐建十座景观桥等等，凡此种种，让跟在他身后的大伯娘很是无奈并嫉妒地说：“故乡？别人都没有故乡，只有他一个人有！”既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感慨无限。

  大伯曾在画作《田家梅》上题跋：“余每有故里之思，不外田家红梅，熊家茶花，王家衕满家墙瓦上之荼蘼，同学陈文章家之木香，文庙内之金桂、银桂，沿河之竹林与野蔷薇，漫山桐花与茶籽花，沙湾万寿宫之柏，南华山上之松，沿江桃李杏花、柳树枫树，于卧榻深夜所思诸款，皆为余梦游之处也”。故乡于他，具体得非常平凡，在这些平凡之中，常常隐含着他眼中的不平凡。

  生气老水碾磨坊被拆除篝火晚会希望取消烧火环节

  1980年代之后，在他持续不断地频繁回家高峰期，有次他去沱江上游的河边看访一个老水碾磨坊。不料走到那里看见磨坊正在被拆除，他生气地对陪同的县领导说“我讲哪里好你们就拆哪里！”说完扭头就走。本就敏捷的身体加上这股逆动力，步伐飞快，把几个领导甩在身后老远……

  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后，有次县里在他的母校文昌阁小学操坪举办篝火晚会，邀请大伯参加。入座不久，他的眼睛就从会场中央烧篝火用的木材堆，转向操坪四周的古树及其簇拥着长向操坪上方的树枝树叶，开始产生疑虑。几番重复的眼光测量之后，他希望县领导取消烧火环节。县领导把主办单位负责人叫来大伯面前咨询，负责人要大伯放心，说不会烧到树枝……这回，他没有对领导、对负责人生气，也没有说一句话，站起身，独自一个人离开了会场。

  后来听大伯说，火是烧不到树枝，那么大升腾的热浪气流，不会熏烤到树枝树叶？

  对待凤凰的事物如此，对待凤凰的人（不论是家人或外人），他的内心依然爱怜、敬重、自豪。

  他积极策划、推动并协助政府和陈家后人落实了将“湘西王”陈渠珍遗骨搬迁回凤凰的系列方案，亲撰墓志铭，年近九旬让人抬着也要坚持上山参加遗骨入土和墓园落成仪式。其后，又将老一辈凤凰文化人的代表、南社诗人田星六和田名瑜两位先生的墓地协调迁移至南华山。他亲自设计墓园、亲自题词，希望凤凰的文武精神传承以及后代子孙的努力相互照应、相映成辉。

  1982年，他陪同表叔沈从文回到凤凰，住白羊岭“古椿书屋”，因每天各方来客把屋里挤得水泄不通，来帮忙的亲戚“后勤人员”既高兴快乐又繁忙异常。这样的状况在其后很多年里或大或小地延续着，大伯也深知这些状况，但他无声无息地用他的个人方式陆陆续续地帮助着家庭情况各不相同的亲戚，使他们都过上了像样的生活。像小时候带他多时、他也非常依恋，但长大后却嫁到乡下去的表姐（我忽然联想到大伯在《乡梦不曾休》里感叹的“嫁在乡下的妹妹”句子），一次性就给这个表姐画了四张画，后来听说表姐的子女把这些画连同给她画的肖像都处理掉了，大伯问表姐“怎么把您的像都卖掉了呢？他们都给了您钱吗？”表姐只是“嗨嗨嗨嗨”地笑，大伯没有再问，后来又为表姐拿起笔，画了几张画。

  没想到2019年竟是大伯的最后一次故乡之旅

  疫情前，大伯曾给父亲来电话，说很想回“古椿书屋”住一段时间。父亲很高兴，做了现实和思想上的各种准备。

  2019年3月底，大伯回到凤凰，计划住较长时间，包括回“古椿书屋”。4月4日因陪客人到吉首看桥、看博物馆，致超负荷身体不适，不得已提前返回了北京。未料想，这竟是大伯的最后一次故乡之旅。

  2020年“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在北京画院举行，我们去北京观展、陪大伯过了一段时间。其后两年疫情，我们都只能在媒体上看到他。虽然受疫情的冲击，身体不如以前，但他的思维仍然鲜活敏捷，我们都欣慰并期待着他在媒体里不时提到的百岁画展。

  忽然得知大伯去世的消息，是在他离去后的第二天，我小心谨慎地告知父亲，父亲也似乎有些心理准备——那几年，人们什么没有感受过？承受过？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全是电话：手机在讲，座机在叫，接了座机，手机又响……

  还有亲朋好友上门。

  走在街上，一辆车忽然在我身边停住，半生半熟的司机摇下车窗玻璃，向我表达问候。因感念先生对家乡的情谊，他用本地阳戏的唱祷方式，为老人家祈福送行。

  去买菊花，结账时花店老板问是给谁送的，爱人不想直说：“网上天天都能看到。”老板恍然大悟，“喔，是给黄老先生，那请代我也送两枝，你少给两枝钱！”

  一天，送一个客人出门，客人出大门后一边脱帽一边回头对“古椿书屋”鞠躬，我一看，回过来的头是大伯！

  猛地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梦中带着余温的情景和眼前真实的景象毫无彼此差别，我定了定神，顿时两眼模糊……

  二十多年前女儿在街上问话的那个场景、“本来的家”忽现眼前。

  难以置信，起床后，家里的阿姨问我是不是昨晚回家后没有拴大门？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难道……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