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秉杰 

    《天下无贼》的作者赵本夫现在更热衷于反向思维，这便有了《无土时代》独特的构思。这也是一部揭露人类根本矛盾，反思文明本质以及与历史进程相联系的生命价值的小说。似乎是所有先锋小说都在致力于做的工作，问题是赵本夫的作品以想象的方式，让人在轻轻松松的阅读、情致盎然的兴奋期待中，完成了这一小说思维。小说的创新，就其基本的形态要求而言，是故事方式、想象方式的创新。在这个故事想象力贫乏的时代，超越一般社会矛盾，而又能体现现实要求地从事新的故事构思，实属不易。我甚至于觉得这是读够了官场反腐小说、农村家族小说、都市情爱小说后的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如此评价赵本夫的这一小说，便不会低估它的意义。从表面看，《无土时代》还是在表达一个“寻找”的母题，天易是谁？柴门是谁？石陀是谁？小说中的人物和我们一样有职业、有思想、有亲属关系乃至过去的生活经历，但精神背景及追求则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小说匪夷所思的叙事的出发点。《无土时代》的题记说:“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一边是寻找失去了的世界，一边又是寻找失去了的身份。不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文化身份，而是置于更为宏大背景中的人的身份。它使本夫创作中对于那些失踪了的人物的寻找意味深长。

    科学史家认为:科学发展的阻力主要并非来自未知的事物，而是已有的知识。同样，小说构思与创新也并非仅是在已有的怀疑中再加上一点怀疑，往往是对已有认识框架乃至常识的挑战。譬如，现代化的本质与必由之路便是城市化吗？人类社会发展的永远的持久动力就是物质生产及满足及人们的物质欲望与要求吗？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前便认为资本主义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能满足社会共有、社会共享的需要(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建构的物质基础)。近一个多世纪科技生产力又以几何级数飞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长，那么，我们是否还要在改造、改变自然中无度消费，以满足一部分人的贪婪享受呢？《手稿》提出了劳动异化论，是否又进而能使我们联想到人本身的异化？我相信这些疑问也是本夫创作中所考虑到的。因而他的小说中便有了一些越出常轨的怪异的人。那个晚上用小铁锤敲击水泥马路的出版社老总石陀；那个不是要把农村城市化，而是城市农村化，把木城三百六十一块草坪都种上麦苗的天柱；那个杳无音信的天易和流浪中不时发回稿件的柴门；还有木城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政协委员。城里人现在见怪不怪。但我觉得能看到“怪异”，感觉惊奇，对于小说无论创作还是阅读来说，都非常重要。倘若按上帝、造物主的眼光，或那些已走完了生命历程的哲人的目光，从远处俯瞰我们，那种种的贪婪攫取积聚争夺浪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也会觉得有些“怪异”呢？

    评论的毛病总是把一部文学作品评得枯燥乏味。实际上赵本夫的《无土时代》还是充满着故事性悬念的。不断地指向“是什么”和“为什么”，并把这种张力保持到最后。我认为其中“巧合”未免多了些，可它随即又把一些巧合置放到了神秘的迷雾之中，又留下新的悬念，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部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之所以有吸引力，还在于它不仅有大胆怪异，也有动人温暖，有理智和情感的介入，也有生活体验与移情作用。天易的失踪是缘于“文革”中他初恋的女同学梁艳艳被人流踩死，然后梅萍把他带走。石陀的怪异不仅因他提议拆除高楼，让人脚踏实地，还在于他的感情生活仍停留在过去。草儿洼的农民工、绿化队长天柱到木城要追求新生活，也要改造城市，还要寻找大瓦屋家族走失的传人。谷子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她对于身份神秘的作者柴门的寻找，如同她自己的身份确认一般，同样意味无穷。现代人都是奔着同一个目标而去的，在名利的追求上并无差异，真正能见出差异的，是我们不同的亲情、友情、爱情或性爱，是我们不可替代的过去。我们对于自己自然天性的依赖，它与人类对于土地、大自然的依存关系如出一辙，于是两种寻找便相辅相成。小说中的人物设计也有意思，作者把人分成自然地生活和不自然地生活两类。木城也有“举报业”、举报族和职业举报人钱英姿一类，而更多的人如许一桃、梁朝东乃至和谷子一同历险的刘松、黄鹂等则都拥有一种自然天性的美。这些人善良、朴实，也必正派，必大度，他们和作品寻找的似三位一体的天易、石陀、柴门有相通之处，读了后使我们对于真善美从另一个角度有一种理解和信心。只是它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实现的难度。

    我知道本夫在写这部作品时曾一个人去西北深入生活。那是一种没有“组织”安排和沿途照顾的“采风”活动，独自一人的漫游。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有时也坐驴车，荒村雨露，野店风雪，都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一个本原的世界。其间自然有许多感受，对于人生、自然、物欲、价值。小说也打上了其中的一些烙印。现代化的事业本来便是一项充满矛盾的事业，社会、历史、人生进程是一体存在的，现在则还要加上我们的自然、天性。于是，才有了文学所关注的“无土时代”。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