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会闭门待在书库里，难得地或专注于读书，或干些整理书籍的体力活儿，在这部随笔里，此事我也写了好几次。今年整整这一天，我都在寻找记忆中并不确切的东西。当年想要“倘若可能的话，就为孩子们写一部大书”，长年以来，装有相关资料的箱子已经摞得很高。自己催促自己的心情，与尚未找到那本书所需的确实成熟的文体那种心情，一直以来都切实存在。今年，却从那些瓦楞纸箱中找到了我特别想要发现的东西。
去年，我出版了题为《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新潮社版）的小说。17岁那年，我邂逅了日夏耿之介（1890－1972，日本诗人、英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诗集《翻身之颂》等，译有《王尔德诗集》和《坡诗集》等）翻译的《坡诗集》，尚在占领之下的地方城市当时也开设了美国文化中心，我就在中心的图书室里抄写了那部诗集的原诗……在书库里发现那部诗集，便成为创作《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的缘起。然而，写完这部小说后，在收拾要为孩子们写那本书的资料纸箱的过程中，却产生一个预感，那就是应该还有一个与“安娜贝尔·李”相关的什么。
终于被我找到的，是从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高本研一（1926—2010），日本的德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译有《铁皮鼓》等德语文学作品，集英社文库版）中抄录下来的卡片，负责解说的川村二郎（1928—2008，日本的德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默示录与牧歌》等论著，译有《荷尔德林诗集》等德语文学作品）在介绍译文时，表示君特模仿坡的著名诗作写出了自己的短诗，川村还写道：“他的性描写实在露骨，对失去了的美所寄以的那种悲哀无比纯粹。”
且说我用橡皮筋箍住的卡片中的一大半，是抄写自《铁皮鼓》的摘录。这部作品是少年在纳粹统治下的同时代史，叙述了少年3岁生日那天，自己跌落地下室，身体的成长因此而中止，唯有敲打铁皮鼓和发出叫喊声才是自我表现的手段。
看了卡片上的签署日期，那是判明了4岁的儿子光的智力发育迟缓、儿子对声音（然后是对音乐）聚集了敏感的时期，在那段时期里，我写下了这些卡片。事实上，格拉斯的长篇小说让我受益极大，以自己与访日的这位作者进行对谈为缘起，其后我们甚至得以加深了彼此间的亲密关系。？
东西德统一翌日，我们作了公开对谈，即便在纪念诺贝尔奖设立百年的讨论会上，格拉斯也从听众席上参加了纳丁·戈迪默和高行健等人与我的公开讨论会。而且，他和我在《朝日新闻》还断断续续地接连往复了四封书简。在第一封书简里，格拉斯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际，在德军败走法国的街道上，德国的少年士兵们因从战线上逃亡，而被本国军队处以死刑并吊死在行道树上。在他发起的要求恢复名誉运动的呼吁书上，我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前年，格拉斯于自传里坦露了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是纳粹的武装党卫队队员的历史，不仅在德国国内，他更是将自己暴露在来自欧洲诸国的批判之中。我借助贫乏的外语能力阅读了原文中那淡泊的一节，另一方面，去年即便在日本这个国家也出版了格拉斯那美丽的诗画集《献给不读书人的礼物》[饭吉光夫（1935—），日本的德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保罗·策兰》等论著，译有《保罗·策兰世界诗人全集》等德语文学作品，西村书店版]，书中的这么一节诗吸引了我的眼睛：
“我已用旧的打字机[原文源自Oliveti，意为（意大利）以制造打字机和计算机而闻名的奥利维蒂机械工业公司]，
“让我如何不停编织谎言，
“即便如此，每当改稿之际，只是一个打印错误，
“都将成为设法接近真实的证人。”
格拉斯用漂亮的蓝色水彩绘出了他爱用的打字机，从附在那幅画面里的这节诗里，我感到自己一直在倾听经历了记忆中痛苦往事的少年的声音。我期待作家借助这番表述终于到达的真实文体而写出全新的故事。
从只能通过铁皮鼓和叫喊声进行表现的3岁幼儿，直至作为逃兵而被吊死的少年士兵们，格拉斯这位作家终生都在贴近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沉默。面对被认为没有任何表现意欲的儿子，妻子想方设法劝诱他发出声音，我则在如此这般的妻子身旁，通过自己的观察（也是受教于所读之书），梦想将来能为孩子找到表现的其他形式。
在“倘若可能的话，要为孩子们写一部大书”的资料箱里，还有30年前从《冲绳县史》第10卷里摘录下来的卡片。曾任守备队长副官的知念朝睦（这个名字清晰显现出他出身于冲绳）原少尉在手记中记录了在渡嘉敷岛强制岛民们集体自杀后，日本军队投降之前发生的事。他这样写道：
“两位少年被美军俘虏后逃了回来，又在警戒线上被日军抓获并被带到指挥部。少年们被赤松队长责问道：‘你们身为皇民却当了俘虏，现在打算如何洗刷这个污名？’责骂之下，两个少年答以‘去死！’，便吊死于树上。”
我希望倾听到少年们在夜晚的树荫下讲出的话语声。
（文/大江健三郎，本文发于2014年10月10日腾讯·大家）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