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占据特殊地位。华文作家身在异国他乡外语环境里，却坚持用中文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世界华文文学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题材。”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如果要编一本2000年以后的文学史，“一定会排到虹影、陈河等海外作家。”
“在21世纪，这批海外作家的作品在丰富性这个概念上影响到了中国文坛。他们在海外奋斗拼搏，等到他们回到文学上重新给中国文学提供作品的时候，他们提供的经验是崭新的，我认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10月15日，第二届“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主题为“丰富的作家，丰富的文学”。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捷克、日本、马来西亚的10位海外华人作家与评论家共聚一堂，探讨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论坛现场
海外提供了作品发表平台
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将海外生活经历作为写作的重要资源，在他们中间，虹影是非常特别的一位。
仅仅通过作品，很难把虹影看作是一位海外华人小说家。尽管她1991年就移居英国，代表作也都在这之后发表，但她最著名的作品中却少有海外生活的经历，而是几乎把全部目光投注在重庆和上海两座城市上。重庆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上海是她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地方。
“回到这两个地方，我从没觉得自己有写作障碍。”对虹影来说，出国不是积累写作资源的过程，而是让她“学会说话”。
虹影在自传性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坦承自己的非婚生子身份，曾经她因此饱受困扰，备受欺凌，“从来都没有说话的权利”，慢慢地，她对说话本身，也变得十分谨慎。
小说家虹影
出国之前，虹影已经开始写作，在地方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因为自己“没有名气”，国内当时著名文学刊物还没有发表过她的作品。
到英国后，她不想放弃写作，就试着参加中国台湾的文学奖，得了几次奖，还去台湾参加了文学会议，借此认识了尔雅出版社的出版人隐地。她向隐地推荐自己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女子有行》，收到退稿信。隐地说这本小说“太前卫”、“看不懂”，但又加了一句话，“除非你能说服我。”
出书的渴望压倒了不敢说话的恐惧，虹影写了长信去解释这篇小说写了什么，《女子有行》最终出版，同年，又出了《饥饿的女儿》，虹影的小说开始受到关注。此后，她又努力在英国打开市场，写英国人到中国的《K》和此前的《饥饿的女儿》都在英国取得不俗销量。
“所以我想说的是，中国作家可以写英国的书，而且中国作家不会怕这个时代。”
对海外经历，华文作家描写角度各异
和虹影不同，更多海外华文作家还是把目光投注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之中。异国他乡的背景，是华文作家和国内作家、读者最大的身份差异，也是不少人依赖的创作资源。
作家穆紫荆
德国华文作家穆紫荆还记得自己1990年代过年回上海，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听说她从德国回来，就兴奋地说知道德国的营业员是什么样的，一一给她讲来。
“我一听就是我写的东西。” 穆紫荆当时给《新民晚报》写德国见闻，没想到在她看来是日常生活的故事，却被国内读者记得清清楚楚。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华文作家描写海外生活的文字，成了国内了解海外的窗口。
穆紫荆最初写德国是无心插柳，日本华人作家李长声写作，却是有意站在“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这样一个立场上。他1988年赴日留学，旅日已30年，1990年代在《读书》杂志开设专栏“东瀛孤灯”介绍日本，引起关注。
在日本生活多年，作品也均是写日本，但李长声说自己“对日本始终没有亲近感”，写日本也始终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目的则是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作家止庵也曾评价，“李长声写日本有一种俯视的态度。”
从这个目的出发，李长声写的都是观察日本的随笔。他认为日本文学的传统是随笔，日本就是“随笔的”，用随笔写日本“再合适不过”。虽用随笔的笔法，但他却有意学习中国写日本的传统，对中国人怎么写日本，他很有研究，从《三国志》首次记录日本，到近代学者黄遵宪、周作人对日本的著述，他均有拜读。自己写作，也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独特视角。
作家李长声
“现在一些中国人旅日，时间或长或短，所见所闻互相重复，观察与认识也未必超越前人。” 如今去日本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但李长声对大部分新的所谓“日本观察”颇有看法。
有些华文作家的经历并不现世静好，坎坷的经历成为作家难得的“财富”。加拿大华人作家陈河1994年有一段在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的经历，在那期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一场严重动乱，街上人人持枪，中国紧急撤侨。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却成了他小说中最为重要的题材。
《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出生在印尼的万隆， 17岁回到中国，在北京接受了两年中学教育，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期间经历了“文革”。后来他来到了香港，不会说广东话，谋生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写小说，走上了写作道路。
“读了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他写大陆也写香港，也在散文中回忆他印尼童年的少年的过去。三段人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复杂的混合影响。”评论家陈俊认为，地球村的趋势日渐明显，作家到处迁徙、移民、旅行，文学的边界包括呈现的形态都会有复杂性，陶然是这一趋势下典型的早期代表作家。
全球化形势下，华文文学该走向何方？
离开故乡，对于身份认知的重新定位、异国文化产生的冲击都是华文作家开始创作的“原动力”，但在这样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华文文学，却显示出了“后天不足”的一面。
“新移民写作发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书写怀乡，漂泊，文化冲击阶段，新时期的文学应该写什么？”这是美国华人作家黄宗之提出的疑问，“如果今后我们都把写作的题材转向国内，那么新移民文学很有可能会失去他存在的价值。”
“海外作家应该保持海外特性。” 美国华人作家陈谦也强调这一点。随着海外作家开始参与国内文学奖，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陈谦认为华文作家在慢慢被“同化”，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读者对国外了解越来越多，华文作家如果不能保持海外特性，写作题材的新鲜度就会慢慢丧失，“长此以往，变成大陆文学在海外的一个分支，那样华文文学的价值的意义其实可能会受到折损。”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则认为，“‘丰富的作家、丰富的文学’不是说作家口袋里的丰富，说的就是在文学的精神上，在为中国人提供的精神粮食上，华文作家提供了丰富性。”
不少海外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他们的思维结构和如今国内成长起来的作家有明显差异，陈思和认为这也是海外华人作家的优势所在，“我们今天在世界华文学领域当中有影响的作家，很多都是1980年代后出国的。这批海外作家的思想追求、人格锤炼，大多数都是在1980年代形成的。陈思和认为，海外华人作家在相对贫乏的生活环境之中，依然有强大的精神力支持，这是华文文学的独特之处，“当我读到他们的作品，深受震动，他们还在写这样的内容。”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