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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德·达尔:幽默感来自屎尿屁

2016-11-04 08:51:51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郑诗亮 译

   
梳理一下这些写于早年的信件,我们能够发现后来形成达尔文风的诸多线索:他爱用学校小男生之间流行的黑话,也爱用押头韵的句子来嘲讽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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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儿子的爱:罗尔德·达尔写给母亲的信》


  唐纳德·斯图罗克编订


  Blue Rider Press


  2016年9月


  [英]托比·利希蒂希


  梳理一下这些写于早年的信件,我们能够发现后来形成达尔文风的诸多线索:他爱用学校小男生之间流行的黑话,也爱用押头韵的句子来嘲讽同学。我们还可从中窥见达尔患上胡须恐惧症的端倪。


  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本来是一个六英尺五英寸高的“巨人”,但终其一生,他都保有孩童一般的视角。不过,对他来说,这种视角并非彼得·潘式的,而更接近于捣蛋鬼亨利(译者注:英国著名的儿童读物中的人物):达尔生来就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厌恶权威,尤其厌恶种种规章制度所表现出的权威。他之所以养成这种性情,全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英国寄宿学校的压抑生活所赐。在那段日子里,他始终处在酷好施虐的校长、醉心权力的级长、遍布霉菌的寝室以及随时可能挨皮鞭棍棒招呼的体罚的阴影之下。他的幽默感都跟屎尿屁有关,恶心的东西总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热衷于孩子气的文字游戏,尤其是“说都不会话了”之类颠三倒四的句子;他常显得傲慢自负,到后来更是喜欢不停地抱怨别人——我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冒犯别人对他来说是一大乐趣。


  达尔很善于解决问题,他的创造力并不止于讲故事。他不仅仅在儿童故事里创造了威利·旺卡(《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和大头针姨妈(《詹姆与大仙桃》)、凶残成性的鸭子和一心复仇的猴子(《蠢特夫妇》)、飞翔的仙桃(《詹姆与大仙桃》)和外星的蠕虫(《查理和大升降机》)等诸多形象,在成人小说里创造出一系列独特的人物,如赌徒、醉鬼、小偷、盗猎者、诈骗犯、二流子,等等,而且他还发明了抽取脑积水的韦德-达尔分流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达尔的小儿子西奥出了车祸,当时用来抽取脑积水的分流器常常堵塞,形同灾难。受此刺激,达尔干脆和老友韦德联手,发明了一个更好用的工具来拯救儿子。达尔的个人经历十分悲惨,他所持的人生无常之感很大程度也来源于此:虽然西奥最终得以从车祸造成的严重损伤当中复原,达尔最大的孩子奥利维亚却在七岁时死于麻疹,而达尔的妻子,帕特里克·尼尔,也在怀上他们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患上了中风,健康每况愈下。达尔自己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之时,也险些死于一次飞机坠毁,这次事件中受的伤余生一直困扰着他。达尔的父母生了五个孩子,他是其中唯一一个儿子,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他在几周内接连失去了大姐和父亲。他来自挪威的母亲索菲·玛格达莱妮对自己遭受的双重打击表现得相当务实,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达尔形容母亲是“坚忍不拔”,说起来,虽然溺爱倒是谈不上,但他的确算得上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这种对母亲的孩子般的依恋,贯穿于达尔每周写给索菲的信之中,无论是在寄宿学校,还是在军队服役,抑或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这些信件,经过达尔的官方传记作者唐纳德·斯图罗克(Donald Sturrock)编选、订正(达尔的拼写糟糕透顶)之后,简要而又迷人地展现了达尔心智的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还带有细腻的文学色彩——尽管它们常常是不加修饰的急就章,时而琐碎无比,时而夸大其词。阅读《来自儿子的爱》(Love from Boy)之时,我常常惊讶于达尔讨好(同时也是安慰)母亲的热情。他在信件中以令人震惊的直率讲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细节,却对自己的思想活动保持缄默。这些信件没有透露什么内心感受,却极具娱乐效果。对此,斯图罗克评论道:“你甚至可以说,达尔的创作生涯是从这些信开始的”,虽然我们对信件读者的反应一无所知。“索菲·玛格达莱妮的信无一幸免于时间的淘洗。”传记作者委婉地写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达尔把它们都扔掉了。他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有多么耐心细致,等到她去世之后,达尔才发现自己写给母亲的六百封信全部保存了下来。达尔在1984年的童年回忆录《好小子》(Boy)当中写道,这些信都“整齐地用绿色的胶带捆着”,“每一封信都放在原始信封里面,上面的老邮票甚至都还留着,我真是太幸运了,人到晚年,还能够拥有这些东西供我追忆”。


  多谢斯图罗克的努力,我们也可以说自己“太幸运了”。《来自儿子的爱》按照年代编排,每一章都按地点划分,每一节都会附上交代背景资料的导言,颇有实用价值。大多数章节的脚注数量都不多,但只要出注,就很有价值。从1925年达尔在寄宿学校“扎营”——用斯图罗克的话来讲——开始,我们得以遍览他的早年生活:康克戏比赛、周末的外出远行、裹在包裹里的蛋糕,以及不断死去的同学。“我们刚刚接到通知,可怜的小福特今早死了。”达尔在一封信的附记当中匆忙潦草地写道。前面部分他也提到“已经有二十三!!!!!!个男生得麻疹了!”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总是保持乐观,这些信呈现出的达尔的形象,跟他在《好小子》当中的形象相比,要美好很多,在那部回忆录中,达尔说他日夜都为自己和小伙伴们定期会挨揍感到忧心。“读了这么多年书,校长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能够随意地伤害其他人,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震惊。”达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信之所以如此情绪如此乐观,可能是因为经过了双重审查:首先,他必须提防校长们可能会偷看,其次,他也不想妈妈感到担心。他之所以会被妈妈从此前他所在的私立走读学校拽出来,送到寄宿学校去读书,就是因为那个走读学校的校长相信棍棒底下无差生。达尔的妈妈说过,“在我老家,他们可不会这样去揍小孩子”。离开了妈妈的呵护,达尔挨的揍比过去重多了,但是他并不想让母亲知道。


  梳理一下这些写于早年的信件,我们能够发现后来形成达尔文风的诸多线索:他爱用学校小男生之间流行的黑话,也爱用押头韵的句子来嘲讽同学。我们还可从中窥见达尔患上胡须恐惧症(见《蠢特夫妇》)的端倪:有个校长的长而下垂的姜黄色胡子很有名,还有一个同学在他们外出远足的时候,因为“杂乱的黑胡子”受到了严厉谴责,“我们把他拖进厕所,把胡子剃了个干干净净”。我们还可以发现达尔热爱酒精饮料,曾经和一个朋友自己用野生的黄莓酿酒,他也热爱恶作剧:曾经用火柴头对准人家的屁股,还在寝室里面放过臭弹。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动荡,在这些信中是缺席的,他也从不谈论女孩子。达尔最好的朋友因为和一些小男孩发生性关系而被开除,他没有对妈妈如实相告,而是将这个男生离去的原因描述成“精神崩溃”。


  从学校毕业后,达尔进入壳牌石油公司做销售员。一开始他被派到肯尼亚,然后是坦噶尼喀(即今天的坦桑尼亚)。写于这两个地方的信披露了当时的他过着怎样放浪的生活:冒着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他常常狂饮烂醉,时不时地去看一场脱衣舞飞镖表演,好几次还差点得了疟疾。这个时期的达尔在写给妈妈的信中,讲了不少带荤的段子,大量插入对各类器官的描写。他充分展示了他在刻画人物上的天分,这也是他后来作品的一大特色:他把一个“可怕的老妖婆”比作“一块涂着口红、擦了粉底的板油布丁”。他对非洲民众抱着殖民者般的轻蔑态度,后来达尔承认他对此“略感惭愧”。他在信中的措辞,如“难以驯化的土著”、“肮脏的阿拉伯人”等等,都充满了厌恶之情。尽管如此,他对当地人还是很有兴趣,用喜爱的口吻谈论他的非洲同事(绝大部分是仆人),并且表达了他对部落文化的同情。寄宿学校的生活让他格外不拘小节,“我在汽油桶里拉了一大泡屎……周围四码之内有三个家伙在做跟我同样的事情”。


  政治浪潮最终还是激荡了起来。“一切安好——除了希特勒”,达尔在写于1939年8月27日的信末尾如此落笔。二战一开始,他就急急忙忙地要去参加空军,从此开启了长达一生的对飞行的迷恋。这为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和儿童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段时期的达尔在信中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昂扬情绪,虽然在保卫雅典的战役当中他扮演的角色相当危险,他却说自己“无比开心”。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直接展开了近战缠斗,而且取得了毙敌三人的成绩。他讲述自己在利比亚沙漠坠机时的口吻,是典型英国式的内敛克制:“我没怎么烧伤,但是头上的血流得很厉害。”


  达尔最终还是被判定为不适合继续担任战斗机飞行员,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人生走上了另外一条非同寻常的轨道。他成为位于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馆的空军副武官,把坠机经历写成短篇小说,在《星期六晚报》发表,同时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关于空军里面的小精灵的童话。这部童话最终引起了沃尔特·迪士尼的关注,由此他得以被介绍进入好莱坞这个名利场。此时的达尔在信中时常不大自在地提到他和好莱坞名流的往来。他和托马斯·曼共进晚餐(“我非常喜欢他”),和老罗斯福同处一室。“我们真的攀上高枝了,”他在信中写道,“太他妈高了,有时候高到都看不见地上什么样。”


  但达尔永远不会忘记底层视角。“如果你想知道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你就必须俯下身子,像孩子一样过上一个星期。”他曾经对一个采访者这样说道。他的儿童故事里面充满了小小的、乍一看令人无法信服,却总能以小搏大的主人公,他们常常会得到一个身材中等的、好心的大人帮助,共同对抗另一个身材巨大的敌人。《玛蒂尔达》中的小女孩玛蒂尔达、亨尼小姐和特朗奇布尔校长是这样;《世界冠军丹尼》中的小男孩丹尼、他的父亲和傲慢的黑泽尔先生是这样;《女巫》中年幼的叙事者、他的外婆和女巫大王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圆梦巨人》这部写捕猎人类为食的巨人的作品倒是个例外。它的绝妙之处在于,在一群吃人的巨人当中,安排了一个天生胆小,而且因为吃素受到其他巨人歧视的“好心眼巨人”。这个巨人因为被苏菲小姑娘看见,害怕她声张起来,自己被人类发现抓进动物园,就把她从孤儿院里掳走,最终却成了她的保护人。


  就像达尔的其他作品一样,《圆梦巨人》探讨了孩子、保护他们的人和欺负孩子的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这部作品毫不留情地对人类提出了刺耳的批评。达尔告诉我们,这些巨人虽然都是怪兽,但是他们身上的兽性仅仅是他们在食物链上所处位置的反映。“吃人肉块巨人”和“饮血巨人”大口大口地吃人,就像人类大口大口地吃鱼一样。达尔极力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这些巨人比人类要来得更好,因为他们并不自相残杀。“别忘了,”好心眼巨人用一种无可置疑的口吻告诉苏菲,“即便没有巨人吃人,各个地方的人豆(译者注:human beans,这是巨人对人类的称呼)也一直都在消失……巨人是不怎么可爱,但他们不会自相残杀,就算是毒蛇也不会这样干。”


  最近上映的根据童话改编的电影看起来非常的棒,但却裁去了这些隐含在文本背后的深层次思考。我不得不说,按照斯皮尔伯格的惯常套路,观众最终看到的是更容易被接受的正义与邪恶的交锋,而且对邪恶的处理也流于简单化,缺乏细腻的层次感。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吓到孩子呢,还是为了避免冒犯巨人。要知道,达尔的书中可是对“人豆”的味道都有详细描写的:土耳其人尝起来有火鸡的味道,希腊人则像橄榄油,威尔士人则一咬一口油。所以,这部根据已故的梅丽莎·马西森写的剧本拍摄的电影,实在省略了太多有意思的细节。电影中的巨人的样子都做得很漂亮,看上去也恶形怪状的,只是他们要么晃来晃去地兜圈子,要么就是睡觉打鼾,对人类实在没什么威胁,大概只有更接近苏菲的那一头巨人才算有点吓人,但我们都知道,女主角并不会在电影开头就被干掉。简而言之:巨人真没什么可怕的。实际上,一直到电影行将结束的时候,孩子们才在英国开始失踪,这简直让人感到意外。


  约翰·威廉姆斯负责的配乐也没给电影加多少分,他的曲子一如既往的精彩,但就是实在太多了,滥用到了近乎说教的地步。片中的氛围、节奏稍有变化,就会跟上一段弦乐,或者爆出一段和弦。尽管达尔的故事极具奇幻色彩,其中却没有太多戏剧性变化,为了避免剧情过于平铺直叙,电影配乐强行制造了若干次情感转折——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害怕好心眼巨人呢,就被音乐催促着一会儿对他产生情感共鸣,一会儿跟他一起接受心理考验。


  电影将时代背景安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用浪漫的手法赋予了英国一种老派色彩,在随后苏菲和好心眼巨人抵达白金汉宫请求女王协助抵抗巨人的场景之中,更是充斥着感伤的氛围。对这种叙事上的转变,达尔需要负一定的责任,他虽然并不待见上流社会,却对英国王室怀有一份温情。但不管怎么说,要表现这种情怀的办法是很多的,导演却用了最廉价的那种:把英国旅游手册当中的种种陈词滥调都挖了出来,不管是片中随心所欲使用的《不列颠万岁》,还是容易欺骗的卫兵,抑或处变不惊、全知全能的君王。或许斯皮尔伯格想要预测一下今年夏天英国的议会剧变,但不幸的是,美国新一代年轻人看完电影之后只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英国是个绝对君主制国家。


  尽管如此,这一版《圆梦巨人》也有诸多值得称赏之处,对乔·莱特瑞和他的视觉艺术团队,以及出演小巨人的马克·里朗斯而言,你挑不出他们什么毛病。斯皮尔伯格和他的摄影师将真实的布景和动作捕捉技术混合在了一起,让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相呼应。最后得出的效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即便3D版也是如此。达尔作品的改编史,就是一部现代儿童电影的演变史:最初是1971年上映的梅尔·斯图尔特的《威利·旺卡与巧克力工厂》,带有游乐场一般的审美,当时的效果很好,现在看起来有点惊悚,然后便是1989年上映的布莱恩·康斯格里夫导演的《圆梦巨人》电视版,现在已经严重过时了。二十一世纪上映了两部新片:2005年上映的蒂姆·波顿的《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与2009年上映的韦斯·安德森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但是就视觉效果而言,斯皮尔伯格的新片远胜上述所有电影。


  马克·里朗斯漂亮地出演了好心巨人这个角色,或者说,技术帮助他漂亮地出演了这个角色。他那些独特的、不太引人注目的手势,那些表示开心和悲伤的面部肌肉活动,都完美地在巨人身上得以展现。他还冒着风险,使用了西部地区的口音,并且令人敬佩地处理好了生造出来的大量专属于巨人的词汇和语法。他说话的口气忸怩中带着迷糊,时而充满好奇,时而晕晕乎乎,听起来就像是喝醉了一样。鲁比·巴恩希尔出演的苏菲可谓难能可贵,虽然有时候感觉她的表演有点过头。巨人看上去很可怕,而且当他们用鼻子嗅出人豆的行踪,动手折磨好心眼巨人,把他的作坊砸烂,把他像个木桩子一样扔上天空,而且发明了种种折磨他的把戏的时候,真的让人从心底里感到害怕。电影中的布景,不管是破破烂烂、带有不祥色彩的孤儿院,好心眼巨人狭小的、满是尘土的巢穴,还是白金汉宫的盛大宴会,都很精彩。好心眼巨人用瓶子来储存好梦和噩梦的场景非常迷人;电影中的人物喝下发泡的烧酒,最后引发胃胀气的场景,不会只让小朋友开怀大笑。电影当中有些台词设计很机智俏皮,挺不错的,好心眼巨人当作食物来吃的“大鼻子瓜”也恶心得恰到好处。


  电影结尾处的改动把我们带回现实之中。在达尔的书中,巨人最终都被捕获,送回了英国,并且放在一个深坑里面,可以让过路游客围观。巨人的报复则是残忍的,正如达尔一贯爱写的一样。“三个午饭时喝了太多啤酒的傻瓜”受到了额外的惩罚,被扔进坑中,做了巨人的美餐。而在斯皮尔伯格的版本之中,他避开了这种让人感到不安的场景,将结尾处理成巨人被运到一座陡峭的孤岛之上,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大鼻子瓜的种子,准备在岛上耕种。这一幕虽然也还不错,但我仍然忍不住想要更少小心翼翼,更多雄心勃勃,更接近原著精神的作品。这些在坑中抬头仰望的巨人看起来就像是受到拘禁的孩子一样。罗尔德·达尔让他的年轻读者们得以怀着怜悯和恐惧,近距离地逼视这些巨人,而且短暂地体验成为大人的滋味——只是,他们要冒掉进深坑的风险。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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