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经受超长时间的检验，值得全世界尊重和弘扬，当代中国自然责无旁贷。“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君子与小人相交，能够应对小人的挑战极其重要，不然就显得迂腐而无力，这就是人性的现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崛起，可以试着与西方切磋礼义了，此诚“中国的担当”！

 

　　“和平崛起”为何难以取信于人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崛起。即便成见最深的“乌鸦嘴”，恐怕也不得不承认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间有桩事值得一提，2013年3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主题是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正当总统先生滔滔不绝时，一阵风吹落他身后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露出一幅中国品牌标志——“ZPMC（振华）”。

 

　　可中国崛起会带来什么呢？这才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相关大国真正关心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就已经风起青萍之末，而且响动和势头都越来越大，以“文明冲突论”名噪于世的塞缪尔·亨廷顿甚至表示：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当然也不乏温和的声音，典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早在1995年就曾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比起一个强大的中国，美国更担心一个羸弱的中国。”面对国际社会的担忧，中国政府及学界也作出郑重的回应，并形成正式的主张，这就是“和平崛起”，即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威胁，更不愿挑战相关大国的领导地位。但相关国家仍然忧心忡忡，以颇负盛名的美国国关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部分专家更是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中国与美国有爆发战争的潜在风险。

 

　　坦率讲，对中国崛起有担忧并不过分，很简单，殷鉴不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究起来可能很复杂，但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德国崛起，挑战了当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的领导地位。历史学家多认为，德国的崛起及英国的恐惧属于引发一战的主要原因，这应该符合事实。似乎还能够找到古代的印证，对终结古希腊体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明确表示，真正的根源在于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民间有俗语话粗理不糙，叫“别人死老婆等于自己娶媳妇”，相对地位的变化的确让人快意恩仇，很容易形成纠结甚至死结。

 

　　“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

 

　　既然经验一再表明大国崛起带来冲突乃至战争，凭什么中国就和平崛起？这的确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但不要把这当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刁难，而应把这视为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深刻说明的机遇。中国已搭上全球化的车，如希望真正融入全球化乃至也实现“软实力”崛起，这恐怕是绕不过的第一道坎。显而易见，答案要到中华独特的历史和文明中去找！一位外国观察家已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就明确表示，“理解中国将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而“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

 

　　可如何从文化来理解中国呢？由辛子口述、中霖采访而辑成的《中国的担当》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该书在两方面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形式上夹叙夹议，出经入史，融经会史，口述者对中华历史和文化极其谙熟，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二是内容上形散神不散，在对文化和历史的漫谈中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勾勒了传统“中华文明圈”的内在秩序——与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及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颇显呼应。

 

　　“中国的担当”是毋庸置疑的，有识之士都明察到这一点，如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智者”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明确表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可为什么是中华民族呢？如果说独特，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究竟何在？道理恐怕还需要深剖细讲，而且形式上必须超越自说自话，避免用“四书”解释“四书”、用“五经”解说“五经”。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的超巨型文明。这一点的确让人自豪，因而也发人深省，文明的优劣要如何判定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检验——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并没有完，实践的标准放多长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300年甚至500年呢？西方文化明显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

 

　　为什么中华文明绝对应该尊重

 

　　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化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研究，意见和观点更是形形色色，但多忽其大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实际上，不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如果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至博弈均衡，借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讲，已是“历史的终结”，要不然，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更应表示尊重！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绝对应该尊重！

 

　　这里的要害在于人与人的博弈，症结在于人和人的关系。什么是历史的进步？注目礼的概念表明，人原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所谓进步或文明，说到底也必须归结到关系的和谐或者说博弈的均衡。脱离和谐均衡谈进步或文明，是暂时的，是虚伪的，甚至是黑白颠倒的。这并非否定求知及科技，恰恰相反，求知及科技也得以人伦均衡为目的。现假设人类已掌握无限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乃至无限速度的宇宙飞船，把所谓外在宇宙从宏观到微观都摸索了一通遍，想知道的全知道了，甚至不想知道的也知道了，那又怎样——如果不切身心的话，不就宇宙如此这般吗？与尔何干！要害还是在于安身立命。

 

　　不幸的是，由于对进化论的痴迷、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缺乏节制，首先从欧洲开始，以现代化的名义，人类开始系统偏离均衡的方向，走上了一条自我迷失的不归路。欧洲人以先进和文明自居，长时间大体稳定的中华文明反而被认为是“长期停滞”，甚至被认为属于落后甚至异端，以至于黑格尔干脆把中国人排除在“世界民族”之外，中国人不是“历史的民族”。

 

　　中国的什么担当：倭仁的对与错

 

　　中华有识之士早已警觉到西方化对人心人情人性及博弈均衡的偏离。当洋务运动兴起时，被誉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的倭仁曾向同治皇帝奏过一句后被人视为迂阔之至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其实，倭仁的话并没有错，如果说错，也只错了一个地方，即应该把“立国之道”改为“立天下之道”或“立国平天下之道”。

 

　　倭仁其实只是把话亮早了，“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你跟兵讲什么礼义呢！只有当你也像他一样是个兵，甚至块头比他更大，装备比他更优，才能够与他切磋礼义。根本没他那两下子，更谈不上接他的招，他哪有心思与你切磋礼义？君子与小人相交，能够应对小人的挑战极其重要，不然就显得迂腐而无力，这就是人性的现实。

 

　　在倭仁的时代，中华应该有一种应对挑战的高昂姿态，后来的毛泽东就正是这一高昂姿态的卓越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才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所应有的挑战者姿态！

 

　　现在或许可以试着切磋礼义了，此诚“中国的担当”！当今世界，全球一体，但并非天下一家。中华文明曾创造农业文明、自然经济条件下天下一家的状态，能不能在工业文明下再实现天下一家，将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但人还是那个人，人心人情人性不变，因而基本原则不变，中国应该向国际社会重复倭仁那一句“迂阔”的话：立国平天下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在访谈的最后，辛子把希望寄托在“做君子”上。这可能让一部分人本能地失望，做君子的确也难，但如果都不做君子，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