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3年10月18日刊文说，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访华期间，告诉北京大学学生，他10岁的女儿在学中文。和他在一起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深怕落后，立即接过话茬，说他16岁的女儿不但在英国学中文，而且要来中国实地学。这样看来，中文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应该可喜可贺。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文在她的母国中国的地位可以说是不太争气。这固然与当初中国急于与国际接轨有关，也与网络的迅速普及有关。在这两股势力的夹击下，不仅使得汉字书写日益呈弱化趋势，连语文学科也在弱化。年轻一代中不但难以见到有书写漂亮的，提笔忘字的倒是时常可见。笔者有次与一位优秀的英语教师谈一件事，其间请她在一个文件上写上一点补充点意见。在写了几个字以后，她突然停下笔，说，某个字她忘了怎么写，她只记得英文的写法。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国家有关部门终于采取措施了。一是在高考中降低英语的分数比重，提高语文的比重。二是通过媒体，特别是电视，举办诸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汉字英雄》之类的节目，以期引起全体国民的重视。从收视的情况看，效果还不错。还有一条消息是国家教育部支持台湾国学教材“登陆”。有位学者对这件事评价得相当到位，他说，“在现代社会中，拼音文字对传统意义上的汉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对国学的进一步宣传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对汉字的深刻体会，来实现一个沉静内心的过程。”

 

　　汉字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的主要载体。世界各民族的自源体文字都起源于图画，都是描摹实物的形体轮廓为起点，在其发展的起始阶段大都显示出一定程度同步行进的轨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印欧文字最终都演变成拼音文字，文字形体与语词意义之间失去了直接的联系，唯有汉字在沿着特殊轨道前行发展几千年之后仍然保留了初始时期的特质，成为以形表意的独特文字。正因为有了这种文字，中华文化才得以流传至今，而且在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时，都被中华文化所吸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字，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二千多年来，中国虽曾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年代，却一直是个统一的国家。而且中华民族的多元化也是世界公认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果断决定：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这三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是统一文字，汉字可谓惠泽了世代华夏子孙。秦之后，虽朝代历经更替，但汉字却一直起着传递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中国传统一直是很尊重文字和书本的。《淮南子》里说，“仓颉作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动静很大。许慎说，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不是简单的记录工具，而是载道之器。正因为如此，自秦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一直十分清晰，从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人心。世界古代的几大文明能流传至今的也只有中华文明，汉字功不可没。汉字的优势是其它文字，特别是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各国无法相比的。例如使用拼音文字的南斯拉夫如今早已分裂成7个国家，前苏联在经过70多年的统一后，也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现在的欧盟使用23种语言，要想拧成一股绳还不知有多难。这些年来，欧盟实力持续走弱。这些不能说与其文字没有关系，一种文字本身要承载一种文化。最近闹得很凶的美国监听丑闻，使欧洲多国感到恼火，但又没有共同有效的合作机构来制衡美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认为：欧洲需要在数据安全问题上共同努力。欧洲的困境在于，作为民族国家组成的整体，行动能力有限，而由于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又几乎不可能成为单一制国家。中国则不然，只要有汉字这个根，中华民族就不会分裂，汉字特有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

 

　　中华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就是要选拔出来那些是精通汉字的人委以重任。因此，文人官员熟识多达几万字的汉字并讲究遣词造句，一般农民则是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这样，不同阶级自然隔绝起来。但是，汉字在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中间的影响力同样很大，中国民间习俗之一的门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初，有位外国游客曾注意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经过研究，认为这些对联虽然“并非出自贫困家庭居民、店铺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识一个的船夫之手，但他们对其表达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这些经典语录受到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们的喜爱。中国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武力夺取政权后也不得不依然沿用汉字，沿用由此衍生的各种风俗习惯。因此，中国特色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传承下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中共领导层，同样是一群精通汉字的人。改革开放后的公务员制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精通汉字”的原则。因为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就是对考生汉字的掌握熟练程度的一种严格检验。这与西方竞选以演讲辩论见长是有明显区别的。可以这样说，汉字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烙印，也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一个烙印。在这个意义上，要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肯定行不通。

 

　　反观欧洲，古代罗马帝国的文字是由字母组成，大多数人都可以简单掌握，各阶层实现自由流动并发展了纵向联系。与此相适应的就是罗马帝国之后出现了“各国并存”的地方分权局面，最终分裂为意大利、法国等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后，欧洲各国选择了和平相处，融为一体的共识。但是，以各自文字形成的各民族文化，要想互相包容，还不知要走多长的路。

 

　　但是，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汉字固然是中华复兴的基石之一，但同样也是全球化中国软实力的一根“软肋”。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汉语热在扩散时，切不可沾沾自喜。三年前，国际上有个辩论会：21世纪属于中国吗？美国的基辛格持否定态度，他说：“我认为汉语的结构，甚至当前中国的技术结构，都导致其在软实力方面超越美国成为一项严峻的任务。这也是我认为下一个世纪不会属于中国的原因之一。”基辛格的说法值得国人警醒。

 

　　伴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脚步，英语也就成为了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英语的地位而能成为国际有影响力的国家。新加坡的李光耀曾说过，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力推英语普及，尽管中文和英文同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但是李光耀也指出：“新加坡因地小不能依靠农业生存，必须依赖贸易与工业，要吸引投资者在这里设厂必须能以英语与他们沟通。以英语沟通的社会也把不少外国人才吸引到新加坡来。”中国这个大国与新加坡的国情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新加坡的经验无疑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和印度，无论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都比印度快得多，但国际上不少学者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却一直看好印度。有位西方学者认为，看好印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受英国数百年殖民，上流阶层讲一口地道英文，政治制度也是英式的，但从着装到宗教等却仍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反观中国，从未受过西方长期殖民，高层官员鲜有会讲流利英语的，政治标准在理论上是列宁式的。其传统已四分五裂。”简言之，印度上流社会英语讲得好，又能保民族持传统，有希望！中国的高层官员，英语鲜有流利者，又失去了自己传统，无希望！

 

　　这样看来，我们只要在普及英语的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就可以在全球化浪潮中独占鳌头。因此，作为中国人，首先肯定不能失去汉语，那样的话对保持中华文化无疑是釜底抽薪，中国梦也肯定成了一句空话。但没有英语的高普及率，中国梦的道路坎坷更多。究竟应该怎样摆正这两种语言的位置呢？笔者以为，汉语教育始终第一的位置是任何时候不能变的，有了这个根本再去考虑其它才会事半功倍。著名人文大师潘光旦的经历或许对这个问题很有启示。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报效乡国的家风代代相传。14岁的潘光旦遵父亲遗命考进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1920年，他的英文水平就可以通读英文原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卷。文言文水平更不在话下，1921年他在读稗官野史时对明末一个奇女子冯小青有了兴趣，于是写了一篇分析此人的读书报告《冯小青考》。这篇作品今天依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他有句话说得好：我是中国人，要是没学好中文，那是一桩羞耻的事情，要是没学好英文，跑到国外去留学，岂不是滥竽充数，贻笑大方？他之所以能够达到学贯中西的水平，无疑是归源于从小受到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严格教育。

 

　　更值得一提的是潘光旦的留学后归国。他1922年到美国攻读生物学等学科，成绩拔尖，英语口语与美国本土人士无异。当时官方可以提供六年的费用。但潘光旦只读了四年，1926年拿到硕士就回国报效乡国了，而且把自己所有的节余的美金都买了书带回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胸怀？一个细节绝对值得注意，就是伴随他留学的有一部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十三经注疏》。这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有这样的留学生吗？据2009年一项统计，自1985年以后，潘光旦的母校清华大学的80%，北大的76%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而据美国统计，在2002年到2007年，外国留学生取得科学和工程博士的留在美国工作的，惟有中国比例最高，达到9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些不可小觑的隐患，特别是在教育界。改革对教育注入了过多的市场机制，开放又把英语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文过于弱化，直接造成中华优秀文化几乎失去了教化民众的作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有人尖锐地指出，“文革”用政治冲击教育已经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但如果用“金钱”来冲击教育，其损失同样不会小，甚至更大。时至今日，教育界情况有目共睹。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话很实在，她说：“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了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我们在座的至少40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这段话把“文革”前后教育界的实际情况摆在了大家面前，区别一目了然。笔者看到某杂志有个谈教育的专题，文中谈到的今日教育，特别是对汉语教育缺失的忧虑发人深省。那位被访问的张汝伦教授是学哲学的，对中西哲学都有研究，曾在海外做过四年研究。他说道：

 

　　“‘文革’之后，有用没用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但是什么有用，什么没有用？按老子的话来说，无用乃为大用。人文教育培养人的同情心、想象力，不能变成人民币，而我们现在都认为变成人民币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这三十年就是所有中国人都变成了市场人，所有人都用市场眼光来考虑问题，用一些非常庸俗的标准来衡量价值的大小。整个国家都以此为取向，那还谈什么？”

 

　　“‘文革’之前，你经常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修鞋的，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拿着一本古书在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下乡在安徽，当时很穷，还有人在追求这些东西。”

 

　　张教授还认为那些以时代进步为借口而忽视汉语教育是不可取的。他指出：“如现在的小孩连汉语都表达不顺畅”能说“时代一定是进步的吗？”不过，他也看到了当今仍有一些好的现象，那就是他在上《论语》课的时候，前几排的女生泪流满面。因此他相信“那些伟大的东西永远能征服人。”

 

　　欲圆中国梦，必兴中国字。但愿张教授所言的那些伟大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回到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堂上。

 

　　末了，笔者还想说一句。文学艺术无疑是文字最有活力的舞台。当今天有些人还在为那场“浩劫”所摧毁的中国文学艺术痛心疾首不已的时候，他们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国宝京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就是随着“浩劫”的结束戛然而止了。现在，除了每年的新年京剧晚会上，中央领导会“接见”，或者在中老年的歌会上露露面外，在其它的场合上已经难觅其踪。现代京剧尚且如此，古典京剧就更不用说了，不知是喜是忧？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