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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的尴尬

2009-05-09 17:57:14来源:文汇报    作者:

   

作者:左春和

    清官情结,是一种特有的中国文化追求。尽管近年来,批评界对这种清官的情绪追求多有微词,但它依然能够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大行其道,并且欢呼的声浪一直在淹没批判的要求。作为清官,是自古以来整个官僚体制内的一个另类符号,同时也是百姓社会追求的光亮,虽然它仅是历史的止痛片,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政治治下的过度失望,另一方面也是这种官场文化的黑白两极。也许正是这两翼为社会的正常过渡和历史进步保持了平衡,各自的历史作用也有其合理的解释程度,但作为清官为什么在现实中很难有生存的土壤,则是体制和历史都应该重新审视的现象。我们不能否定清官,虽然仅仅靠清官不能救世,但在漫长的体制承袭中,在个体的飘摇和传统的坚固之外,我们也必须向这种符号投之以敬意。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处处看到做清官的代价,以及在现实中的尴尬。

    在中国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称“循吏”、“良吏”或“廉吏”等。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中国,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对官僚的各种类型的评价,按照太史公的标准和价值判断,做一个好官的标准起码应该是行教、清廉、守法。之后时代的不同,好官的评价标准又有了新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清廉、公正、慎独、勤政、守法已成为人们普遍的认同标准。而公正又让民间社会寄寓了更多的理想追求,为此,要成为一个公正的好官自然要在现实中对抗如山的世俗风暴。

    西汉的宣帝时期司隶校尉盖宽绕颇有君子风范,他符合我们理想化的公正标准,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任何真正的罪犯,一旦落入他手,都难逃幸免。他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监察百官和惩处犯罪,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实则比此权力更大、范围更广。而在那个没有刚性程序的执法环境中,可以说人的权力极大,因此,没有过多程序约束的权力,主要靠的是官员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公正。正常的情况下,盖宽绕的前任大都因为深通官场规则,大肆循私舞弊,出卖权力,交易人情而得以发财致富,并官运亨通。这本是权力的核心,不但能为上级清除异己,还能结交权贵,为自己铺就升迁的大路。但盖宽绕却因公正行事而结怨公卿显贵,不但永不能升迁,还清贫如洗,虽有时有牢骚出口,但到行为上仍不改君子之风。

    他的朋友王生懂得官场之道,曾多次劝告他,当个君子的难处,就在于为世不容。官场之上,怎能容得下君子?虽然君子受到百姓的敬仰,受到万世称赞,但当世小人都会对你恨之入骨。而官场中更是小人聚集之地,且大都平庸无才,小人对君子之才、君子之公更是咬牙切齿,水火不容。所以,你想秉公行事,必然首先得罪小人,众小人会与你为敌,处处为你设置障碍和陷阱,一旦身遭囹圄,而拥护你的百姓又无力帮你,最后必有难堪的下场。人在官场,应顺应官场之道,明哲保身,不妄求君子美名,并且遇事通融,不可固执,方能曲中求胜,万不可逆流而上、以卵击石,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朋友的说服,他也深觉有理,但一旦回到实际,他又呈现本性,不改耿直,甚至更加疾恶如仇,对小人营营之苟且,恨不得付之以炬。之后,有一次他赴皇后之父许广汉的宴请,许新居落成,气派辉煌,前来捧场的满朝公卿无不携金带银,而盖宽绕未带任何贺礼,他认为你新居落成,让我来看,带不带贺礼,是我的事,也恐非你专为要我带礼而来吧,然后落座应酬。转眼间,个个达官显要喝得东倒西歪,口出秽言,更有甚者,九卿之一的檀长卿更是丑态百出,竟学猴狗相斗之状,逗人发笑。见此,身为司隶校尉的盖宽绕忍无可忍,大声喝止,并警告说,人不能得意忘形,那样会乐极生悲。然后拂袖而去,去皇上处请求严办檀长卿等人的破坏礼仪之罪,且言辞激烈,悲愤难抑。可想而知,盖宽绕犯了官场之忌,去赴宴不带礼品已经让国丈心中不满,又使宴席中平添如此惊雷,而败了国丈之兴。果然,许广汉去为檀长卿说情,众文武闻此,更是对盖怨恨生心,最后又因直言激怒了汉宣帝,加上众小人推波助澜,终以诽谤朝庭罪而将其逮捕。盖宽绕怪苍天无眼,愤然自杀。

    与盖宽绕相似的还有隋文帝时期的大理寺少卿赵绰,连隋文帝也承认赵绰执法严格,办事恪尽职守,是当朝的一大忠臣。赵绰一生虽然没有落得盖宽绕的悲惨下场,但不管你如何勤政,如何公正和忠诚,但终不能在仕途上有所升迁。赵绰身居大理寺要职,可以说也是刚正无私,完全是依法办案。一次,刑部侍郎辛亶穿着大红裤子上朝,隋文帝颇为震怒。辛亶说,这是有人告诉他穿此可以大吉,并能官运亨通,并无它意。但隋文帝不能相信,认为穿大红裤上朝是用巫术在诅咒自己,因此,要论辛亶死罪,并让赵绰来执行。

    赵绰觉得虽然穿红裤上朝有失大体,确有冒犯礼仪罪之嫌,但罪不致死。虽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赵绰还是拒绝执行,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坚决认为,是否该斩应该按律,而不应以皇上一时的好恶草率行事。这样当然激怒了隋文帝,并下令将赵绰也斩首,所幸赵绰毫不畏惧,解开衣服准备受刑,说自己死不足惜,只为维护法律尊严,但求皇上放了辛亶。后来,虽然皇上未杀赵绰,辛亶也幸免于死,但皇上已明显感到了他的扎手。为此,虽有亲朋好友力劝赵绰改改脾气,以得保身,但赵绰依旧耿直本色,一意孤行。不久,果然又与隋文帝发生了顶撞。一次,有两个人以假币兑换真币被抓,隋文帝命令将其斩首。赵绰认为,两人依法当施以杖刑,但无死罪,对于隋文帝之令,不能服从,除非皇上将其免职。可想,这次也真把隋文帝惹恼了,后来,虽然没有免去其职,因为隋文帝心中对他深深的厌恶,终其一生未能再为其提升职务。并告诉他说,不是不提拔你,只是因为你的相貌不好,没有富贵之相啊。以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隋文帝因为对他的厌恶,而觉其面目可憎了。

    这就是现实中的好官,也就是百姓拥戴的清官,我们可以再看看与此水火不不容的奸人,也就是与此相对应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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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朱厚照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奸人刘谨,虽然为人唾弃,留下了万古骂名,但此人也并非一般的市井粗野之徒,其善于阴谋之处,也极尽智慧。刘谨六岁入宫,到知天命之年时,终于机会来临,让他去服侍三岁的太子朱厚照。刘谨深知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以前,没有发迹机会,纵有千条妙计,又有何用,如今蛟龙在手,一定会抓住机会,放手一搏。于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逗弄朱厚照开心,并使其养成睡前必须听他讲一故事,于是,久而久之,朱厚照已离不开他了。

    果然,在朱厚照十五岁的时候,当上了皇帝,并对刘谨开始重用,让他做了钟鼓司的司正。刘谨以后更加对皇上侍候周到,而从不过问政事,只是进献各种鹰犬、百戏、杂技和美女,让年轻的皇帝百般享受,沉迷于声色犬马。这时候,便有刘谨的朋友劝他索取更大的官职,而刘谨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尚不是要官的时候,只要把皇上侍候好了,让他快乐之极,还用得着去要官吗?皇帝自然会有安排。如果在此时张口去要,说不定会引起皇帝的反感,弄巧成拙。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刘谨所料,朱厚照见刘谨一心做事,勤勤恳恳,并且无欲无求,于是不久又升他做了内宫掌印太监。这确实是个宫中的要职,负责宫廷陵墓的修造、米盐贮备,差遗采购等事宜,于是刘谨的朋友纷纷找上门来,有的想揽些工程,有的想谋个差事,大都想借他之位而大捞一把。刘谨对此并不糊涂,坚决拒绝了朋友的要求,这样自然得罪了不少旧友,也因此开始盛传刘谨不念旧情,不给朋友办事。而皇上听说此番议论后,认为刘谨奉公守法,不贪不占,于是对其更加信任,不久又让其担任了权力更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

    司礼监的职能是负责把所有大臣的奏本转呈皇帝,而刘谨已深通此道,紧紧抓住了这一机会。为了控制朝政,刘谨故意趁朱厚照寻欢作乐的时候,才把奏本送给皇上,催他批示。朱厚照因为正在作乐,便不耐烦地让刘谨代批,这样一来,刘谨的大功告成,开始了他权倾朝野、残害忠良,横行天下的辉煌时代。

    北宋名臣寇准,因为各种文艺作品的演绎、夸张,已是家喻户晓,只是因为他的光芒,人们忽略了残害他的一个小人王钦若。王钦若与寇准水火不容,可以看作是阴阳两极,王钦若尤其最痛恨寇准的刚正和才能。当时,寇准的许多好友劝他与王钦若修好,因为王深得皇上的宠爱,不但扳不倒人家,自己也可能引火烧身。寇准不但不听,并表示此奸不除,自己上愧于皇上,下罪于百姓,但终究是寇准斗不过王钦若。

    后来,辽国入侵,宋朝人心浮动,举国震惊。王钦若极力主张放弃长江以北,迁都金陵,还向真宗皇帝解释说,那些主张抵抗的人貌似忠臣,实则是置皇帝于死地,这个时候,首先应考虑皇上个人的安危,表示只要对皇上有利,他不惜以正确的进言治罪等。但迫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寇准等大臣的极力主张,真宗无奈,只能御驾亲征,在澶州打了胜仗,并订了和约,解除了一场危机,这时,真宗把功劳记在了寇准身上,对寇准敬重有加。

    于是,王钦若感到坐立不安,赶快与他的同党陈彭年商量,如果不扳倒寇准,他们将不得出头,并且这次明显是寇准占了上风。第二天散朝后,王钦若便留下单独告诉皇上说,寇准搞的城下之盟本是一件可耻的事,自古以来,谁都不屑于此,可是寇准偏偏唆使皇上为之。实际上,这次是将皇上作了最后一笔赌注啊!胜则他寇准有功,败则皇上遭殃。暂时看寇准侥幸赌赢了,皇上却不能明白他的奸心和阴谋,只能说明寇准确实是个阴谋藏得很深的奸臣。真宗果然听了王钦若的谗言,改变了对寇准的看法,并疏远了他,使寇准的境遇每况愈下。

    历史上的清官虽然光辉夺目,但毕竟寥若晨星,而奸小之人则多如蚁鼠。从这四则历史的真实故事来看,清官之所以少得可怜,而小人之所以多如牛毛,确有它的生存之理。在一个封闭的体制之内,如果过于强调道德的重要,我们则忽略了规则的建立。其实,古代社会中,大批的官员都经过了数十年的寒窗之苦,也都是饱读四书的儒者,仁、义、礼、智、信也都是启蒙之初的基本功课,他们在初涉功名时,大都有救世报国的热忱,但是几十年的伦理、道德训练脆弱得象一张纸,一旦进入了官僚体系,便很快被撕得粉碎。于是有许多贪官寻找了很多合理的理由,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符合生存的法则,符合为官的品质,反倒认为清官在破坏这个规则,因此清官也将付出生存的代价。

    这样我们则并不难理解袁崇焕的惨剧,和林则徐的无奈了。反倒是张良和曾国藩是这方面的成功者,他们既有历史给予的好名,又保全了自身,可以说是官场文化的另一种境界。

    现实中,现实的官场结构中,做个清官的尴尬会来自四面八方,你想公正、兼济天下地履行职责,必然会引来铺天盖地的各种对抗。因为小人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他们会不择手段,而你的公正会影响他们的生存,所以,你是他们的天敌,自然也暴露在他们的攻击之下。并且你的公正,小人是不会相信的,比如你去扶持一个本该扶持的弱者,即使是自己把微薄的薪水搭上,也会被他们认为是一种交易,他们会以自己的行径来测度你。所以,有人便说历史上哪有什么清官,都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出来的,因此,即使你作一个再正直的人,你的一切善行,也都会让他们找到另一种解释。

    因为清官是一种少数,所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优势,虽然历史给予了你很高的赞誉,但历史在现实中并不能帮助你的顺利。既然你能够在漫漫历史中流芳,现世之时,必然付出生存中的代价,这是得失之道的基本原则,因为人不可把什么都全部占有。

    只是我们不再呼唤清官,不再为清官鸣鼓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伟大时代的到来。历史已经非常清醒地告诉了我们,与其歌颂清官的伟大,不如不给小人们行奸的机会,这样,清官的光辉开始消褪,历史的生机渐渐出现。

  (编辑:范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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