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泰 

    我想大部分人、特别是无所事事的人们，如退了休的老人，一些没有工作的青年，或者有工作、但工作不足以消耗其全部精力的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上网大多是寻开心的。网络真的也是很令人开心的，不信您在网上随便走走，就可以发现许多笑料、许多喜剧性的事件。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山寨”，这本来是宋元以来流播于通俗文艺作品之中的常见的文学意象，不知道哪位好事者用来包装仿冒制品了。据说“其特点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其实这就是一种巧妙的盗版。如果公开说“盗版有理”，那是明目张胆地侵犯知识产权，不合法（中国法）。现在请出一位背后插着四面三角旗，挥舞着朴刀、在舞台上乱蹦乱跳的山大王，这个经济侵权严肃问题一下子成了喜剧。山寨产品打劫的是名牌产品的大老板，虽然违法，甚至也在侵犯着消费者的权益，但有些底层人士也愿意站在一旁，以为笑乐。说山寨道路可以振兴经济、甚至说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纯粹是无稽之谈，但确实能够激起一些迫切希求“变泰发迹”人士的模仿，使一些无良资本家一夜暴富。受害最大的往往是在一旁看笑话的底层人士。

    国人的“穷有理”的心态，对山寨经济（或曰打劫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心理支撑作用。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文艺作品批评了“穷有理”“越穷越光荣”的不正常心理，在这种心态下，为“山寨”辩护的理由就是，我们穷，我们落后，照正常方式，我们永远赶不上先进的。

    随着山寨文化的泛化，许多文化现象也争相向“山寨”靠拢。文化与经济不同，其多元化的势态尚未形成，去年文化界发生的一些事件（如阎崇年被打）就与文化的一元化权力有关。特别是电视这种大众文化的载体，本来应该是草根化的，应该特别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社会低端人群的意见。但事与愿违，普通民众的想法、喜好和要求往往不被电视人关注。90年代时有些电视工作者提出“要尊重二老（老干部、老百姓）的意见”，恐怕前者是实，后者是虚，或者只是前者的陪衬。就说考虑到“老百姓”，恐怕许多电视人心目中的“老百姓”就是城里的大爷大妈，这些人虽然看电视时间多，但作为受众来说，他们大多是比较被动的，容易满足。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受众会不会列入“老百姓”之中？我想大多情况下可能被忽略了。例如现代的80后、90后的青年，他们最低的也上过中学，有些还受到过高等教育。他们之中的一大部分没有进入白领、有的还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这类受众也是以数千万计的。

    现在热衷制造和观赏“山寨”文化作品的大多属于这类青年人，也是他们使得“山寨”处处开花，广为人知。“山寨”就其本义来说是讲“武化”（用“力”冲破规则）、不讲“文化”的地方。一些青年人称他们的作品为“山寨版”，除了好玩、跟风之外，大约他们心目中“山寨”式的“武”就是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之意。其根源大约在于许多大众传媒忽略他们的存在。现在上电视大多是些帅男靓女、衣履翩翩的成功人士，新闻乃至许多专题片的采播和制作的方式尚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传播知识的节目也缺少多元化的眼光，往往是一家通吃。名为大众传媒，实际上距离年轻人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太远。处于社会低端的青年人虽属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但他们年轻又具有现代知识，很有能量。你不让我来，我便自己造一个。于是他们借助电脑网络不受规范地尽情表现，出现了“山寨版”的“春节晚会”、央视的“新闻联播”、央视“焦点访谈”、“百家讲坛”等，受到很多人的追捧。然而毕竟受知识水准、技术能力、艺术水平的限制，他们远不能与正规电视台一较高低，但他们也有长处，就是不承认权威、不守清规戒律的束缚，为了吸引眼球便向“搞笑”和“恶搞”方面发展。这就是文化领域的“山寨”。

    从上述可见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的“山寨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其共同点就是不择手段。它表现在经济领域是非法的，我们应该提倡遵守游戏规则，哪怕目前的规则不合理，也要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冲击这种规则，促其改变，但未变之前还应遵守，这对市场有利、对民众有利。但文化领域则不同，这个领域的改革深入程度远不能与经济领域相比。计划经济时期宣传观念、一元化的规则及其运作方式，许多是亟待改进的，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

    至于为什么人们习惯不择手段压制主张权利者呢？两者互为因果。主动权在主流方面，主流社会越包容，自居江湖、山寨的人们则越倾向尊重规则、甚至向主流靠拢，直至按规则办事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实现。

    （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