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圣

    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学术评价已成为制约学术创新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也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外在要素之一。正因为学术评价已成为制约学术及学术活动的枢纽，故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精到的批评[1]，发人深省。 

    一

    要讨论学术评价，首先应正本清源，即让学术回归学术[2]。就是说，要区分清楚何为学术以及学术的标准。[3]  

    无可规避的现实情形是，我们现在的学术（这里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下同）确实处于一锅粥的状态，“泛学术化”现象相当普遍。比如，为数极多的时事与政策宣传、通俗读物往往被当成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尽管这些宣传和读物在当下不可或缺，但大约很难归之为学术成果）。再如，近年来“全民搞学术”、“学术大跃进”的势头，也极不正常。无论是知识传承、文化积累还是学术创新，都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认同与努力。但是，正像“泛学术化”一样，学术共同体也处在一盘散沙的混沌状态。由此，学者是学者，官员似乎也是学者；于是，在大学里除了教授（专职教师的学术职称系列）外，还有“德育教授”、“管理教授”、“管理研究员”；在科研院所，除了研究员（专职研究人员的学术职称系列）外，各路行政官员在行政职务外还有“研究员”职称。相当多的公务员（有的甚至已经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热衷于到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担任所谓的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这都说明，“学术”似乎是谁都可以咬一口的美味蛋糕。但是，这样一种“胜者通吃学术”的情况，在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是不曾有过的，可谓再典型不过的“中国特色”的学术景观，既搅乱了学界规矩，也败坏了学者清誉，又恶化了学术生态。 

    毫无疑问，改革和改进学术评价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首先确立学术之所以是学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的边界。本来，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分层化、专业化，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从而使社会达致分工与合作、互动与双赢的格局。学术以及学术共同体也应如此。如果漫无边际，似乎谁都可以是学者的话，那么也许就不再存在学者这样一个身份确认的必要了，学者也就不是学者了。换言之，并非大学里的人都是专家（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人甚至多数人是党（团）和行政人员、教辅人员、后勤人员），同样的道理，社会科学院里的人也并非清一色的学者。也是由于这个道理，哪怕是出自高校教师的专家和社科院学者手笔的作品，也未必就一定是学术成果。至于其他人等的篇什，可以是出色的政治报告、形势分析、议论或抒情文字，但一般很难归类为学术成果。一言以蔽之，“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从事学术研究的只是很少的人。尽管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中，每种工作都是社会必不可缺的，任何工作中的研究只要做得好，都是成就……但我们也不必把各种不同的研究，一律冠上‘学术’的头衔。也正是因为如此，比尔·盖茨的发明虽然改变了世界，但由于他的工作不是纯学理的探讨，在西方便无人称之为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只有本此实事求是的立场，“只有真正理解学术一词的意义，以此为标准进行学术工作和学术评价，我们才能有高水平的学术。”[4] 

    二 

    学术评价无非是针对学者、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机构的评论、判断与鉴别。无论是学者、学术成果还是学术机构，其核心要素首先是学术。所以，既然是学术评价，就一定要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所谓学术本位，其本质即学术取向。这是学术评价创新的关键。 

    第一，就学术评价的制度环境而言，应坚决排除学术评价中的非学术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因素、长官意志因素。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人际关系的国度，在一个长幼有别、亲疏有别、权力渗透的关系网络中，学术评价的显规则就不能不让位于关系和权力掌控下的潜规则，由此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学术评价的异化。这是学术评价创新必须首先应对和克服的“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第二，就学术评价的程序要素而言，应大力改变“以刊评文”的时弊。所谓“以刊评文”，即简单地看是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文章而不是看文章本身，这是一种荒唐透顶的形式主义作派，目前在高等院校中特别盛行，为害尤烈。“期刊的行政级别怎么可以等同于学术水平？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其理念就是，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的论文，反之则不是。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荒唐做法，居然能够大行其道于学界！……真不知是学人的悲哀还是管理者的悲哀！”[5]与此相关联的另一种怪诞现象是，每年发表在300多家学术集刊的大量学术成果（一万多篇论文），尽管其总体质量堪可称道，[6]但基本上被排挤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之外。  [NextPage]

    第三，就学术评价的导向功用而言，应切实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量化举措。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低水平重复，虚假繁荣，这些学术问题的存在固然有复杂的成因，但重量不重质的量化举措，确实是罪魁祸首。邹承鲁院士说得非常到位：“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大力刹住浮躁之风，彻底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7]为此，要“反对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评价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做法”。[8]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这都是适用的。 

    第四，就对学人评价而言，应改变目前愈演愈烈的行政化取向。可能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使然，加之巨大的现实利益的引诱，因此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这些年来的“学术官僚化”现象日趋严重，“校长（院长）一礼堂、处长一操场”的情形，即是写照。在这样一种扭曲的评价体系中，评价一个学者往往是以其行政职务为中心；似乎只有让一个学者担任行政职务，才是重视人才。如此一来，对学者的学术评价遂异化为行政级别的攀附，从而使得学府俨然“衙门”、科研院所俨然“机关”，等级森严，官气十足。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不久前（2005年8月22日）曾针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尖锐地批评说：“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做官的前提是必须为科技工作者好好服务，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9] 这是一种非常清醒、难能可贵的警世之论。 
     
    第五，就学术评价的保障机制而言，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学术管理与服务机制。无论是社科院还是教育部和各大学，现在都有科研管理部门（科研局/科研处/社会科学处），但作为一级行政建制（局级/处级），尽管近年来所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但其职能却主要是拘泥于计划体制下的管理职能，其服务职能却相当弱化。所谓“管理即服务”一说，近乎自欺欺人。因为任何一个与管理机构打过交道的学者，除了领受“管理”外，几乎感受不到“服务”。相形之下，欧美的大学即没有科研管理这个概念，“他们都说对科研不能管理（management），只能提供服务（service）。”[10]我们能有这种学术觉悟吗？ 

    三 

    学术评价彰显了现代学术制度的价值依归，是学术正义的守护者、学术尊严的体现者。为此，“尽快建立一个客观、公正和高效的科研评价体系，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当务之急”。[11]  

    首先，学术评价的主体应是同行专家，并实行“小同行评审规则”[12]，也就是说取消以往那种大杂烩式的多科专家组的评审方式，而代之以专门研究领域的小同行专家的专业评审，从而保障学术评价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其次，公开评审原则。以往通常采用的是匿名评价的方式，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由于匿名使评委只享有权力而逃避了责任，匿名评审反倒成为不公正的挡箭牌和遮羞布。”[13]为此，不妨由匿名改为公开。比如，事先公示学术评审机构和评审人员，及时公布其学术评价意见。与此同时，要有效防范当事人对学术评价的干预和干扰。 

    再次，学术评价应以学术为本。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很可能任何一种具体的方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比如，“在没有更好、更准确的客观标准时，影响因子和引用率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客观标准，但不能绝对化。”[14]从目前的情况看，任何一种方法都只是手段，而学术评价最根本的还是应以学术的眼光、学术的标准来评价学术本身。此外，还要允许学术批评，加强学科评论，既鼓励探索，也宽容失败。这也是学术评价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后，应有对学术史负责的学术立场。学术评价之得失，不在一时一地，关键是要看其结果能否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评判。归根结底，学术评价应对学术史负责。或者说，学术史将是学术评价的最终裁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历史老人，任何学术评价都应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为我们没有人能逃脱历史的裁量。  [NextPage]

    注释： 

    [1]参见张保生：“学术评价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第51-6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邢东田：《“评比学术”的误区及矫正——对当前学术失范现象的一个思考》，《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 

    [2]笔者曾提出：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事实上，中国的教育也好、学术也罢，并不需要人人都搞科研、人人都写论文。经济上搞“大跃进”，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使我们吃尽了苦头，因为它违背了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教育上搞“大跃进”、学术上搞“大跃进”，也同样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这同样违背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教育发展规律和学术研究规律。“让学术回归学术，这就是说让学术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主业，以教学型大学以及广大的各类中小学的教师和幼儿园阿姨则应该集中精力搞好教学，让教师回归教师，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制订教育政策的主管部门不要乱点鸳鸯谱，尤其不要乱下‘越位’指标、把学校和教师往‘歧路’上赶。该搞好教学的必须把教学搞好，该搞好科研的必须把科研搞好，这样的话，或许中国的教育还有希望能搞好，学术水平也还有可能提升。果如此，将是中国教育的福音、中国学术的希望。”参见杨玉圣：《让学术回归学术》，杨玉圣著《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详见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4]李伯重：前引文，第9页、13页。 

    [5] [13]邢东田：前引文，第43-44页、43页。 

    [6]参见杨玉圣：《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杨玉圣：《中国学术集刊名录（初编）——一份初步调查清单》，学术批评网2005年8月25日。 

    [7]《光明日报》2004年7月9日。 

    [8]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见《学术规范导论》第344页。 

    [9]李润文、李健：《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痛斥官本位：做官就不要搞科研》，《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22日。 

    [10][11]张保生：《论高校科研组织与科研发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12]张保生：“学术评价规范”，《学术规范导论》第55页。 

    [14]邹承鲁院士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见《光明日报》2004年2月26日。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