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108周年校庆科学报告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给大家汇报自己这些年来做学术的一些心得体会。
曾经有同学问我，什么样的书可以称为经典？我说：老少咸宜，可以读一辈子，但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验的书是真正的经典。
还有同学问：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好研究？我说：可以融入你自己的生命体验，并且激起他人共鸣的研究是真正的好研究。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都特别强调体验二字。
为什么体验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不选择引用率或者发行量这些看起来更加科学的指标，而要强调非常主观化、因人而异的体验。这是因为，对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你对生命的理解有多深，你的学问就有多大。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我至今尚未做出任何值得称道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我很自豪，就是我在用生命做学问，我的学术追求与我的价值观、人生观相一致，我的学术与生命是一体的。
也许有一些同学读过我的博士论文《城市化的孩子》。这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字里行间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和灵魂。我是政治学的博士，在主流的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是国家、社会、权力、政体、民主转型等等，而我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命运。长久以来，命运一直是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青睐的主题。在主流政治学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找不到命运二字。也许是“命运”这个词太抽象，太模糊，太过于情绪化。
价值中立格格不入。人们以为命运就像手心的掌纹一样专属于自己，其实不然，我们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们的好运气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坏运气；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分担着彼此的命运。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命中注定的。2006年10月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选择的题目并不是农民工子女问题。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征服了我。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说：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羞于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而我／坐的三轮大板车／甚至没有装马达……
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当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理解自己的选择。
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小型国企的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知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19平方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尚且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丰裕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富人乐善好施、知书达礼，那么这一定是个礼仪之邦。相反，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我们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
写作博士论文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一个学者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只有内在的激情和激励才能我们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直觉或者说感性认识，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就像酵母对于酿酒的重要性一样，虽然不是主要成分，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当然，仅仅有体验还不足以成就一部好的学术作品。在我看来，好的研究具有一个共性，即引发共鸣和争议。所谓共鸣是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即对选题重要性的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如果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照和反思，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学术作品。一个优秀的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们会思考一些抽象的、看似远离现实的问题，但就像老鹰一样，尽管飞得很高，却始终紧盯着地面，一旦发现目标就直奔而去。老鹰的飞行高度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麻雀高明，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捕捉猎物。一个从不关心地面，只知道仰望星空的人，就好比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管你做的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不能脱离现实，都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无关，否则你的研究不可能引起他人的共鸣。
所谓争议是理论意义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颠覆性，会对既有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往往会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伟大的作品要么是范式开创者，开启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取向；要么是范式终结者，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为后来的研究转向提供动力和契机。没有争议，就没有创新。
当然，这样的标准对于本科生而言也许太高了，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这样的高度；但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学术人的自觉追求，哪怕你只是一个初学者。那么，怎样才能找到好的研究问题？我认为有三条途径：
一是事实观察。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发现有趣的和重要的社会事实，进而寻找其背后的因果关系。譬如，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为什么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实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绩效却大相径庭？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
二是寻找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不吻合。通过在理论文献与经验世界的反复穿梭，发现理论与事实相悖反的情况。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只要把价格搞清楚，就会有良好运行的市场。而事实并不见得如此。又譬如，为什么当前中国的教育不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流动？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三是理论对话。通过文献阅读，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寻找现有理论的软肋，在理论争辩中找到自己的学术立场，或将原本对立的或不相关的理论范式整合起来，譬如，制度主义取向与文化研究取向，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这些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论传统是否可以调和乃至于整合成一个新的理论范式？
事实上，好的学术研究往往起源于意外。真正的研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骑手驯服烈马的过程，最终会达到哪里，骑手事先并不知道，路线和终点实际上是骑手与烈马磨合的结果。经典研究往往是非预期的意外后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发现了更重要、更具理论挑战性的问题。
本科生的理论积淀相对薄弱，但思维比较敏锐，充满未被既定理论驯化的“野性思维”，这是年轻的优势。在“共鸣”与“争议”之间，你们可以先追求“共鸣”，凭借直觉和“理论拐杖”发现“有意思”的问题；然后，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合宜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调查研究，一步一步接近未知的终点。你的最终成果也许不足以颠覆既有的理论体系，但至少可以提供新的事实乃至替代性的解释。这种局部创新对于科学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选择了有趣或重要的问题之后，学术研究还需要你持续地投入你的热情、忍耐和想象力。一个好的研究者，往往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疯魔”，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或解释，会两眼发光，手舞足蹈，兴奋不已；一个好的研究者，往往有一颗赤子之心，研究带给他的快乐就如同玩具带给孩子的快乐，这是一种不含杂质的幸福；一个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一个优秀的“短跑选手”，但一定是一个合格的“马拉松选手”；一个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人群中最聪明的那一个，但一定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前一段时间，我的同事唐世平教授在短短的十五分钟内，连续三次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满脸喜悦，因为他突然想通了一个问题，自己十年前建立的理论模型终于可以在经验上得到证明，所以他激动不已，跟我们两个年轻人兴奋地讨论自己的新发现。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一个好的学者必定有一颗孩子的心，只有纯净的、充满好奇的心灵才能透视纷繁复杂的表象世界。有了热情，我们才能持之以恒地投入精力；有了忍耐，我们才能克服研究中的障碍；有了想象力，我们才能发现与众不同的另类解释——在通衢大道和通幽曲径之间，我永远选择后者。这三者缺一不可，没有人可以仅凭聪明和灵感就写出伟大的学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是学者最大的美德，想象力是学者最大的财富。
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经常有8个月的时间写不出一个字，尽管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兼课，到农民工子女家里走访，到NGO做志愿者，却完全没有理论上的进展，当时距离预答辩仅仅只有两个月了，以至于我怀疑自己的选题是不是一个错误。2008年7月，我对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女孩做了一个访谈。这个来自四川的15岁女孩杨洋梦想成为一个街舞高手，与世界各国的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不久以后，
杨洋将进入上海市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在她看来，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一共只有三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除此之外就是数控车床和烹饪。这三个专业与杨洋父辈们的职业——饭店服务员、工人、厨师——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杨洋们有多么不情愿，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们推上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杨洋的父母称之为“命运”，而学者们称之为“阶级再生产”。杨洋还跟我讲述了她所在公办学校里老师与学生、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人之间的互动故事，这些看起来琐碎的故事就像火种一样，让我眼前一亮，醍醐灌顶，突然间以前收集的碎片化信息被串成一个整体，当天我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套用一句广告词，“根本停不下来”。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很顺利地完成了论文初稿写作。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不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你不是搭乘一列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而是骑着一匹不羁的烈马，奔驰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等待你的有危险，也有风景，有苦行僧的时刻，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各位同学，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否适合做学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测试办法。假如你从来没有因为头脑中的灵光一现半夜醒来，兴奋打开台灯，在纸头上写下你的灵感；假如你从来不觉得你的研究对象跟你的生命存在关联，你可以理性地在学术与生活之间画一条界线；假如你更加在乎的是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而不是同行对你的学术观点的口头评价；那么，你大概不合适做学术，至少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反之，则说明你是做学术的好料子！
在我念书的时候，林尚立老师曾经对我们说：“你们不一定要做学问，但一定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学问不仅表现为知识的存量，更表现为知识的增量，表现为创造力、智慧、眼界、气质和气场。而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职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你选择做学术，我期待你用生命做学问，不断地创造新知识；如果你选择别的职业，我希望你可以把学问凝结到自己的生命里，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
谢谢大家！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