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则新闻颇引人感叹：苗卫芳在四十多岁取得硕士学位以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回家务农，其父竟然饮农药自尽未遂。10月26日，《东方早报》又刊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白立超文《一个文科博士生的心声：学术怎么了》。从这两则文章中，笔者一下子意识到，如今在高校里混个学位不容易，拿到学位走出校园，也只能等着艰难日子招手。

　　据说这几年博士圈子里也是等级森严。博士又有洋土之别。相比之下，土鳖博士自然矮了一等，他们不光是要发核心期刊的论文，而且一向顺从惯了，脸皮薄，毕业之后，才不好意思地踩高跷与洋博士比美。再加上这些年国内教育制度猛受攻击，博士制度也自然会受牵连，众博士实在难直起腰板，无尽烦恼便从此生矣。

　　看得出来，白立超同学的烦恼不少，他要追问学术怎么了，其实是说，自己梦想的学术好像没了，大有故园失守、大叹“国将不国”的味道。学术怎么了，这实在是好问题。我们不妨首先来讨论一下学术是什么。

　　他说：“我曾视学术为信仰，梦想着像柏拉图、孔子那样的圣哲，徜徉在学术的神圣殿堂，而现在这个信仰已几近崩溃。”天啊，白同学原来视学术为信仰，还曾梦想成为“圣哲”。我们生活的当下可是一个世俗社会（secularsociety），没有谁能被预设为仙为圣。今天，从事学术工作的人若以成为圣哲为目标，那就可有点违背现代学术的宗旨了。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一书实在该拿来作为知识人的入门指南参考，他说：“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

　　也就是说，学术是项普通的事业，哪是什么天道玄远的终极信仰？学者、博士也不过是职业。我们不妨做个比喻，大学、专业研究机构等是学术工厂，那么学者们就是其中的工人。工厂要生产，而学术工厂里出产的正是新知识。博士是刚刚入道的学术工人，也无理由不生产。论文、专著即产品也。校方要求博士生拿出点学术产品来，也并不过分。没有哪里的工人是白吃白喝的。

　　其实，韦伯当年也没有梦想到，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知识生产更加开放，“票友”知识人与“职业”知识人之间的界限正日趋模糊。《巴黎评论》（PairsReview）的记者在采访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时，请他为“知识人”（intellectual）作出定义，艾柯回答道：“在我看来，知识人乃任何一个创造性地生产新知识的人。一位农民若能领悟某种新技艺而生产出某种新苹果，则他/她便已生成一种知识活动。而终其一生都在重复讲授海德格尔的哲学教授不能算作知识人。”

　　那么，在今天，你如果是一辈子在重复讲授孔子哲学的教授，抱歉，你不能成为知识人；如果你仅仅能熟记十三经经注全文，你可以被称为国学“大师”，但也算不得是知识人。如果你跟朋友积累一点小成本，开个烤肉摊，发明出新式烤肉法，让人吃得身心愉悦，而且保证无致癌物，恭喜你，你可以够得上烤肉界的知识达人了。

　　这样的知识达人仿佛比博士们愉快不少。明眼人都会说，在我们这里，知识专门机构的生产流程中，还存在着大量问题，而这些是博士不能解决的。学术生产犹如工厂生产，得有流程规章。我们该有相应制度来保证知识的有效生产，尽可能地杜绝任意的、不可预测的人为因素对生产造成的影响。同时，生产者的能力总是有限，强定不切实际的指标，后果必然适得其反。重量轻质，究竟是现实条件使然，还是别有深意，这些都不是一般博士能想明白的问题了。

　　众多博士（以及博士生）自感烦恼，其实也是自寻烦恼。在我们的观念中，“博士”好像可以上溯到汉代的五经博士。事实上，此博士非彼博士。那时毕竟是士庶两分的社会，一旦成为五经士，就是学官，也就是人上人，有肉吃。而在笔者看来，今天可比那时进步大了，某领导人都曾说过，他虽是官，和掏粪工人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博士是知识生产的工人，不是全知全能的圣哲，更不应自视高人一等。苗卫芳回到了农村，如真能培育出新品种的苹果，抑或从未见过的猪、牛、羊，也算得是知识人。只可惜，不少人把学历当成了科名。读了硕士，还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俸禄，便感到世道不公。

　　现在看来，博士也真该多接点地气了。这里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博士既然是种职业，就老老实实完成工作，不要做着圣贤美梦，更不该把自己当成朝廷学官；现状的确并不利于知识生产，但没有谁把大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逼着你念博士。第二，倘若你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要是能保持开放心灵（openmind），你也不是一定要读博士，今天的世界，信息相对开放，有太多渠道能让你享受知识本身的快乐，如果流年大吉，你也会得到新知识给你的回馈，又会得意地联想到读博士的“机会成本”了。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