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尽管本国制作取得进步，外国影片仍然继续涌入德国电影院，而电影院的数目自1912年起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莱比锡一家新电影宫以《暴君焚城录》（Quo Vadis）作为开业庆祝影片，新闻界评论这部意大利历史剧如同一出名副其实的舞台剧演出。丹麦电影在战前最后一段时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主要得感谢阿斯泰·尼尔森，这些着力在自然场景中展开心理冲突的影片吸引了德国观众。美国西部片也尤为风行。布朗科·比尔（Broncho Bill）和汤姆·米克斯（Tom Mix）征服了德国的年青一代，这些年轻人都曾经贪婪地一本接一本读着卡尔·梅的小说——这些小说发生在想像中的法尔威斯特地区，充满与印第安部落有关的传奇事件，故事里有马车、商人、猎手、流浪汉和冒险家。对性格沉着、内心安逸的成年人来说，这些寒酸的素材对十几岁男孩们产生的魔力令他们费解。可是，当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高贵的印第安首领威尼图（Winnetou）死在维护正义的朋友老残手（Old Shatterhand）——当然是个德国人——的怀里时，年轻人会流下高兴的眼泪。美国银幕上的牛仔也以其简单的行事风格、镇定的表情以及无限的活力和英勇的开拓行为，吸引了许多迷失方向的德国知识分子。正因为他们的思想游离不定，知识界欢迎西部片的简单化，在那个世界里，英雄的生活只有一条路可走。战争爆发时，无数学生狂热地冲进军队做志愿兵，这同样是时髦。与其说他们受到爱国心的驱使，不如说是被一股逃离空虚的自由、进入强制性压力的热切渴望所摆布。他们渴望服从。

    除了西部片，由马克斯·林戴（Max Linder）、胖子（Fatty）和侗托里尼（Tontolini）主演的喜剧短片那些年也很流行。德国各阶层的电影爱好者都分享了他们带来的欢乐。德国人喜欢这种视觉娱乐。所以，他们自己无法培养出受欢迎的喜剧片演员就更让人感到惊讶。早在1921年，一位德国作家就坦率地说，德国人创作喜剧片缺乏创意，在此领域，他承认，法国人以及随后的美国人都掌握了熟练技巧。

    这种奇特的缺陷恐怕与旧银幕上的诨耍方式有关。不管是不是满场闹剧，它们千篇一律地让自己的主人公面临各种陷阱和危险，需要依靠一次又一次的偶然事件才能逃脱。他若要越过铁轨，便会有一列火车逼近，就快碾碎他时，只有到了最后时刻，火车才改道到一条之前根本看不见的铁轨上去，主人公获救。主人公——可爱更无助，从不伤害任何人——在由运气主宰的世界里挨过难关。喜剧便是经过如此调整来适应银幕的特殊环境的，原因是，与其他媒介相比，电影更能突出生活中的偶发事件。这是真正电影式的喜剧。其中有没有暗藏什么寓意呢？那就是通过让影片主人公生来和好运为盟，支持小猪对抗大灰狼，顺带也给穷人以慰藉。事实证明，这种用运气和对幸福的天真渴求作基础的喜剧没法为观念传统的德国人所理解，他们的传统倾向于怀疑运气，接受命运。德国人已经养成了一套本土式的幽默，以机灵和嘲弄为耻，瞧不起随遇而安的人。他们的幽默是一种感伤的幽默，这种幽默试图顺从人类的悲剧困境，不单叫他们为生活中的奇事发笑，还通过笑声令他们意识到命运天定。这种习性自然与潜藏在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或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表演中的态度背道而驰。此外，这里还存在思维习惯和肢体动作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德国演员大概觉得，他们为人处世的原则令他们很难像美国喜剧片演员那样插科打诨和表演。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