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所谓电影改革者（电影改革运动，Kinoreformbewegung），包括教师协会、天主教团体和各种文化社团，也发挥了类似影响力。从1912年开始，为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些压力集团开始以道德败坏的理由抵制电影，并公开指责电影是青少年堕落的源头。这同美国清教徒联合会显然很相似。不过，德国的运动却有别于国外所有的类似运动，因为德国人更多是针对大部分影片对待名著的轻率态度大嚼愤慨。那是在1910年，一部改编自《唐·卡罗》（Don Carlos）的影片删掉了席勒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在电影改革派眼中，这就是犯罪。任何“文学”电影的惟一职责应该是：保存原作的完整性。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代言人如此热心地捍卫席勒是为了艺术吗？与其作此理解，不如说，经典文学享有令人敬畏的权威，在对权威的维护中，他们真正屈从的是效忠既有权力的地道的德国式渴望。电影改革者们出于教养的需要围攻电影工业，在逃过战争劫难后，他们继续用无数小册子和一成不变的形而上用语谴责他们认定的银幕垃圾。

　　所幸一切借由将电影拖入舞台和文学的势力范围从而使之变得高贵的努力都引起了电影专家的怀疑，同时受到观众冷遇。由于全然缺乏细节以及一般平庸影片式的特写镜头，电影版《苏姆隆》受到观众责难。为这种反应感到沮丧的德国诗人恩斯特·冯·沃尔措根（Ernst von Wolzogen）以大众只喜欢老一套为由不再撰写电影脚本。人们更喜欢时下以简单方式处理通俗题材的历史剧和情节剧影片，而不是严肃的银幕改编作品。绝大多数当时的影片留存下来的只有片名以及少量剧照，不过我们可以推想，这些影片和尚未学会熟练自我表达的学生作业有几分相似。

　　侦探片于1913年出现，这一类型显然受到法国小说电影（cin-romans）的启发，美国在战时也是如此。德国第一个系列作品中的大侦探是恩斯特·赖歇尔（Ernst Reicher）的鹰眼施图尔特·韦伯斯（Stuart Webbs），此人头戴尖顶帽，自然口叼烟斗，烙有名探福尔摩斯的所有标签。由于他广受欢迎，很快就有对手竞相效仿，白费苦心地试图超越他。他们自称“Joe Deebs”或“Harry Higgs”，操着熟练的苏格兰场行话，为了配得上他们的英国名字，都有一副定制模样的绅士派头。

　　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和美国已经成功为本国创造出柯南·道尔笔下原型的复制品，德国人始终将伟大的侦探设想成一位英国人士。这一点或许可用对自由民主时期经典侦探形象的信任来解释。他，一个毁灭疯狂力量蛛网、击败阴暗本性的孤身侦探，信仰启蒙和个人自由，是文明世界当仁不让的英雄。君王式的侦探形象在现今电影与小说中的绝迹并非偶然，他们被硬汉型的“私家侦探”取代，自由主义的潜力似乎暂时已然殆尽。由于德国人从未建立民主政体，所以他们也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本国版本的福尔摩斯侦探。然而，他们内心深处对生活无处不在的敏感，仍使他们可以欣赏英国侦探的迷人神话。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