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韵

    我们需要一种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争中的受害者，定义艺术家的权利和责任。

　　近日，罗纳德·哈伍德（RonaldHarwood）的两出戏从奇切斯特艺术节演到伦敦西区，检验音乐家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抉择》（Taking Sides）重现了1946 年非纳粹化审理委员会对威廉·富特文格勒的审查，这位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曾拒绝纽约爱乐，毅然留在纳粹德国担任其旗舰乐队的领袖。

　　希特勒时期对现代主义、左派和犹太音乐进行了大清洗，而古典音乐通过国家机器得到美化。顶尖演奏家获得了电影明星般的待遇。是合作而富贵还是穷困地流亡，很少有音乐家选择后者。

　　富特文格勒是一位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事后辩解留在德国是为了让被压迫的人民不被剥夺音乐和希望。他挽救了80 多名受害者，不少人为他作证。

　　战后针对他的审查基于一点：他的名声增强了纳粹政权的合法性，从而纵容了其罪行。最后指挥家被宣判无罪，然而艺术家在一个犯罪的国度中应该如何作为，至今仍无明晰的法律。哈伍德的话剧1995 年曾由哈罗德·品特执导，并由伊斯特万·扎波（Istvan Szabo）搬上大银幕，该剧将演员和观众放到了历史现场：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做？看了话剧后，富特文格勒的遗孀伊丽莎白问哈伍德从哪里找到了审判记录，剧作家回答：“我没找到，是我编的。”《抉择》要讲的是我们中任何一个人在面对畸形政权时可能会选择的立场。

　　《合作》（Collaboration）是《抉择》的姐妹篇，去年首演，讲述的是创作《莎乐美》、《玫瑰骑士》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与奥地利畅销作家茨威格的一段短暂合作关系。纳粹上台后，69 岁的施特劳斯同意担任帝国音乐局局长，负责遴选那些被获准在德国工作的音乐家。

　　今年74 岁的哈伍德曾凭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获奥斯卡最佳剧本奖，他的半生都在关心艺术家在腐朽国度中的责任这一主题。他出生于南非，1960 年离开，之后一直责备自己在远处忍受痛苦而没有亲自反抗种族隔离制度。1995 年，《抉择》还未搬上舞台时，我第一次与他交谈，在评价那些顺从希特勒的人时，他比我还要严厉。

　　“我写这些剧本的动机，是问自己会怎样做，”在看完《合作》的德国版之后，他这样对我说，“富特文格勒和施特劳斯都说：我没有选择。但是在道德决定上，永远都有选择。想想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没有什么比当时是非更清楚了。”当然，我们两人都是后见之明。生活在纳粹德国的两位音乐家，即便身处极权巅峰期，可能听说过驱逐和迫害，但他们无法看到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感受到的恐怖。无论如何，我还是向哈伍德暗示，一个音乐家做出的反抗决定可能影响一个极权国家吗？

　　“完全不可能，”他毫无戒备地大笑，“艺术无能为力。它无法保护文明，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它可以。”

　　这才是两出话剧的真义。舞台上的一位艺术家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在世界舞台上，他只是鸿毛。施特劳斯和富特文格勒无法阻止大屠杀，然而他们的不作为令纳粹相信他们代表了一种文明的延续。

　　第三帝国的生死选择刺激我们思考：我会怎样做？这个问题既非假设，也未过时。比如，今天的教皇60 多年前也面临过参加希勒特青年团还是承受未知后果的选择。他参加了。5 年前，面对是否要祝福法国纳粹的坟墓（其中有杀害整个村庄的凶手）时，他祝福了。纳粹的遗产就是道德真空，在这里，哪怕上帝的使节也要临时妥协。没有铁定的规则，信仰便成了彻底的迷惑。

　　我发现哈伍德对于富特文格勒和施特劳斯的态度已经被时光冲洗得柔和了，然而日积月累的铁证却让我愈发激进。几周前检索一份德国报纸的历史照片后，我眼中充斥了合作的亲切形象。这里有施特劳斯和奸笑的戈培尔一起喝茶，为造访柏林的日本大使演奏小夜曲；还有1939 年富特文格勒与维也纳的犹太屠夫约瑟夫·布尔克交谈甚欢，在音乐会后主动同希特勒握手，在巨大的纳粹党徽和标语下指挥他的乐团。

　　这些敏感而睿智的人怎敢说自己没有做错？他们怎么可能说自己没有选择立场？他们有过选择的机会，但是没有及格。对于今天的我们，要讨论邪恶时代的艺术应该如何担当，首先需要一套规章法则，在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统治者想用文化作幌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达成一种道德共识。希勒特时代对于艺术家的教训在于，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或不作为负责。然而如何做到？我们需要一种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争中的受害者，定义艺术家的权利和责任。二战爆发70 周年之际，真正的讨论还没开始。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旗帜晚报》专栏作家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