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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戈达尔完成了

2022-09-21 20:50:23来源:文汇报    作者:柳青

   

  25年前,66岁的戈达尔在一次访谈里坦言:“我是处在边缘的,有跌出去的可能。”自1967年以后,他主动选择自我流放,远离电影工业。几天前,这位91岁的老导演选择了最彻底的放逐,感到“精疲力尽”的他,决定安乐死,9月13日,他在日内瓦湖畔的家里,在亲人和医生的陪护下离开这个世界。

  “你将承受远甚于死亡的痛苦——成为传说。”

  戈达尔的最后一部电影是2018年上映的《影像之书》。那一年,法国电影资料馆前馆长科斯塔·加夫拉斯来上海讲学,被问及怎样评价戈达尔,加夫拉斯的回答微言大义:“戈达尔在1968年之前拍摄的电影(从《精疲力尽》到《周末》)是被他曾接受的精英教育塑造的,那些是不能被模仿也无法有继承者的杰作。之后十年,他错付了时光。而他在1980年以后的作品极其重要,那是他个人风格成熟的表达。”

  悲哀或讽刺的是,1980年代以后,戈达尔作品的观众数量和讨论度远不及他的新浪潮时期。《一切都是电影:戈达尔的职业生涯》这本英文传记的作者理查德·布罗迪回忆,他在2000年去瑞士小城罗尔拜访戈达尔时,包括《纽约客》读者在内的许多精英观众惊讶于“那个新浪潮导演还活着?”《阿尔法城》里有一句台词:“你将承受远甚于死亡的痛苦——成为传说。”戈达尔在拍摄现场写出这句文雅台词的时候,不会想到这成了他自己的预言。

  太多的文艺中青年对戈达尔的记忆停留在1960年代,仿佛1968年以后,他在象征层面已经死去。自从第一部长片《精疲力尽》给他带来惊人的成功,他在7年里拍出14部电影,尽管《随心所欲》《女人就是女人》《阿尔法城》《法外之徒》《蔑视》《狂人皮尔洛》统统遭遇商业失败,但不妨碍他得到风头无两的名望。1968年,苏珊·桑塔格给《巴黎评论》撰文,形容戈达尔是“电影界的毕加索”。而20年后,这位“电影毕加索”的新作《李尔王》在北美的全部票房仅6万美元,到2000年时,整个美国遍寻不到这部电影,因为它从未被发行录影带或DVD。

  他发掘了电影这门技艺青春的潜力

  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在小说里写道:“人们对渴望孤独的人失去了宽容,而这种人通常都有雄心壮志,他们的信仰和灵魂都有英雄的色彩。”戈达尔就是这样一个带着雄心壮志选择孤独的人,虽然晚年他痛苦于孤独终成为隔绝,2019年,面对《电影手册》的编辑,他说:“现在电影没有出格的可能性了,我觉得自己成为唯一的一个。”

  回到他的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刻,《精疲力尽》公映两个月后,戈达尔在戛纳对记者说:“对我的第一部电影的疯狂好评消磨了我对电影的爱。但愿我的下一部不会被夸张吹捧,我宁可被质疑,在不断的对抗和挣扎中作出新的表达。”

  《精疲力尽》公映时,观众蜂拥而至,以为这是一部浪漫悲情的黑帮片。这让戈达尔错愕。在他心里,这部处女作是他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他的创作逻辑,恰似爱丽丝童年生活的符号和镜像在梦的秩序中重组。电影里,女主角珍·西宝和男主角贝尔蒙多都喜欢读书,他们在对话中频繁地引用里尔克。这电影本身也俯拾皆是“引语”——亨弗莱·鲍嘉的海报出现在镜头下,贝尔蒙多的扮相和表演有意识地模仿鲍嘉;配乐里出现了《枪疯》的原声;金钱和情欲交锋的画面上,能看到塞缪尔·富勒和弗里兹·朗的导演风格。戈达尔的这次创作,任由热爱和教养的支配,充满想象力地集邮拼贴。《精疲力尽》无关街头或帮派,它诚然致敬了黑色电影,却不像《疤面人》被现实的底层欲望逻辑所支配;贝尔蒙多饰演的那个角色没有让人信服的心理依据,他是戈达尔迷恋的一系列“法外之徒”意象的集合,用优雅的、散文化的视听语法从容道来。

  尽管背负了一大堆“从前的电影”,《精疲力尽》仍散发着迷人的原创光晕:前所未有的手持摄影和实景拍摄,颠覆电影史游戏规则的跳切剪辑,让它像一支充满活力的爵士乐,捕捉着那个时代年轻人稍纵即逝的情状。戈达尔以“业余爱好者”漫不经心的肆意,发掘了电影这门技艺青春的潜力。若干年后,他绝决地抛弃了类型片的框架和电影的叙事性,只把青春的锋芒维持到生命尽头。

  1960年之后的短短数年,戈达尔尝试了几乎所有的类型片,他在不同电影类型的变形和组合中,创造了一套个人风格鲜明的电影语法,包罗了古典精英和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他被追捧为文化偶像时,也是他自我怀疑最深的时刻。他在1967年接连拍摄《周末》等,用直接的口号喊出电影表达需要改变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他决定抛弃专业的电影规则,抛弃正规的电影制作方式,抛弃他的公众形象,甚至,他解散了自己合作多年的拍摄团队。

  寻找电影史和个人经验以及当代生活的关联

  1970年代,戈达尔退出了电影工业,离开巴黎,先是搬到法国东南部的工业城市格勒诺布尔,继而迁居位于日内瓦和洛桑之间的湖畔小城罗尔。1980年以后,他恢复拍摄长片,而他立刻发现,消费主义让电影的保守游戏规则更顽固了。他再也没有回到主流电影界。在可以隔着日内瓦湖眺望勃朗峰的小城,他聆听着中世纪城堡的午夜钟声,沉浸于影像制造的历史和成为历史的影像,沉浸于寻找电影史和个人经验以及当代生活的关联。

  晚年的戈达尔不否认,与极端的孤独伴生的隔绝感让他“受苦”,但他实践了青年时代的诺言,在对抗和挣扎中作出不妥协的表达。他远离名利漩涡,自我边缘化,远远打量着被光环和喧嚣包围的电影业:“当代电影正在失去和现实的联系,电影辜负了自己的使命。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影让人们沉浸在错误和满足中,人们喜欢电影,因为电影让他们错觉能不费力气地得到浪漫。”

  戈达尔和几位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是以评论者的身份进入电影行业,随着他们先后转向导演,只有戈达尔坚持了“评论者”的立场,以视听的修辞评述他所感知的世界。就像法国导演雷奥·卡拉克斯在简短的悼文里写的:“戈达尔从未停止对我们时代的审视,他的创作始终坚持对现实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想象。”在当代文学创作和戏剧实践中,反思“何为经典,经典何为”是被普通认同且践行的共识,然而在工业化生产和消费奇观挟裹的电影界,这是一条荒草萋萋的林中路,走向生命尽头的戈达尔伤感于“我成了唯一的一个”,并不是自怜或夸张。

  1987年的《李尔王》不是对莎士比亚剧作的诠释或演绎,电影设想了一个被核事故摧毁的世界,大部分的杰作遗失散佚。莎士比亚的后人在找回《李尔王》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邂逅了古怪的戈达尔教授,他试图在世界的废墟上重建电影院,并重新发现“影像”。这部电影的决定性的瞬间是考迪利亚死在李尔王怀中的悲剧时刻,戈达尔教授用影像创造了春天——痛苦的老国王必须接受女儿死去的现实,教授却利用摄影术扭转生死,影像实现了弥赛亚的功能,死去的花瓣仍会生机盎然地绽放。《李尔王》的原作当然被戏仿、被解构了,戈达尔视它为“怪诞的神话”,把它拼贴进私人视角的电影史,这电影是对“电影”的再发现,也是以电影的方式对西方正典的再发现。电影里的“戈达尔教授”和电影外的戈达尔本人,是野心和伤感的混合体,认为自己承担着启蒙甚至是启示的使命,他找回了迷失的电影,继而用电影唤活了一切消逝的文艺杰作。

  电影《李尔王》中出现了戈达尔私人电影史最初的眉目,完成这部影片后,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完成总共八集的《电影史》。戈达尔尝试从个人的视角理解人类“观看”的历史和文化,他从海量的老电影里提取片段混剪,重组了“去意义”的碎片影像,从中探索影像制造的历史和当代史的关系,同时,他在幽闭的电影史里寻找自我的历史,即,“我怎样在历史中看见自己”。

  戈达尔在2000年以后完成了新一批代表作《爱的挽歌》《再见语言》和《影像之书》等。他在最后20年的创作中,保持着年轻心灵永恒抗争的激情,他坚持在电影中制造内容和形式的双重棱角,蔑视商业电影的倦怠和陈腐,就像是一个天真的青年相信电影可以干预世界、改变世界。《影像之书》的最后,银幕漆黑,戈达尔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说出两个铿锵的单词:热切的希望。

  霍桑在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里,写一个男人离家出走,自我放逐20年,所有人遗忘了他,其实他就住在隔壁街的出租屋。威克菲尔德出走,是一种温和的反抗,但20年后的一天,他还是回家了,“仿佛才离家一天。”活到91岁、主动选择死亡的戈达尔,是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归家的威克菲尔德。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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