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宇 明德
现年47岁的英戈·舒尔茨（Ingo Schulze）是德国转折文学的代表人物，1962年出生于前东德的德累斯顿。冷战时期，他没有试图翻越柏林墙，而是把精力投入到家门口的争取自由的和平运动。他当过戏剧顾问，也当过记者，如今是柏林的自由作家。前东德的生活经历，使其在观察统一后的东德社会转型时具有了不同于德国西部作家的独特视角和张力。
陈宇：你出生于1960年代初，前东德给你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英戈·舒尔茨：我可以在今天去讨论前东德。但我必须得说，早在柏林墙倒塌前一两年，我已经意识到这会发生。28岁那年，我平生第一次想到了钱，因为之前你没有必要去考虑它，考虑什么是好的工作。那时大家的薪水都差不多，完全不同于今日。
1990年我已经28岁，那年春天我开始经营一家报纸，所以，在思考政治、文学、艺术和爱情之前，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钱。钱不是那种真要一一计算的东西，但有时钱就是一切。这就是我对前东德的主要思考。
对我来说，钱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思考那些不好的事，比如柏林墙、社会统一党。执政党表现得像是人民以及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知道什么对你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地对待你。你不能去那里，你得服三年兵役或终生服役，等等。所以，我十分高兴柏林墙倒了。我也很高兴能像其他市民那样，为推倒柏林墙出力。
陈宇：柏林墙倒塌时你在哪里？
英戈·舒尔茨：在阿尔滕堡、德累斯顿南部的一个小城市，我当时在州立剧院工作。那天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错过了这一新闻。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柏林墙已经消失了。
柏林墙倒塌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倒塌前一个月。每周一我们都会去和平游行，10月2日那天我参加了，当时很恐惧，因为没人知道政府会做什么，事实上九月底时政府已经知道你可能会取而代之。也有领导人来到我们这里，但没人讨论解决方案。那种感受很难描绘，恐惧的同时也充满了希望。10月2日后的第一个周一很重要，来了很多人，街上四处是人，以致汽车也无法开动。我们很高兴，没人期望会来这么多人，因为事先没有经过任何组织或动员。人们在街上站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慢慢走向中央火车站，几千人跟在你后面。
陈宇：第一次看到柏林墙倒掉是什么时候？
英戈·舒尔茨：是在柏林，大概是柏林墙倒塌后两周。听到墙倒时，我第一个想法是再也没有人参加游行了，因为现在他们都去了西方，也不再有人希望在家门口战斗。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去促成一些真正的变化，这耗去了大概两周的时间。从东部穿过柏林墙到达西部，就像你从乡下到上海或北京，当看到这么多你不认识或想买的东西时，你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想买。
陈宇：你认为西柏林或西德是天堂，但很多东德人不是那样想。
英戈·舒尔茨：是的，当你有钱并且凡事都有可能的时候，这确实像是天堂。你可以去巴黎、威尼斯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西德投钱给东德了，因为那时没有一家工厂或企业能付得出工资。但几个月后一些大企业纷纷破产，人们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没有失业的经历。许多人真的很难想像自己会变成一个无用之人，尤其是当拿过去他们所做的一切与西德进行比较时，看起来他们并不那么优秀。他们都已四五十岁了，要供养家庭，与人交往，却再也找不到工作。对很多东德人来说那段日子真的非常艰难。所以，当你说这是或不是天堂时，其实两者都是，这取决于你的年纪、教育背景和是否有钱。
陈宇：你在《简单故事》一书中也写了东德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社会心态，这些故事其实并不简单。
英戈·舒尔茨：也许一个作家不可能每次都给他的话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书里发生的所有事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资本主义是在这个社会中运转，但区别在于我们能否彼此接近。
现状是很简单，但对像你我这样的人来说，这并不那么正常。我的问题不是东部消失了，而是西部正在消失。这意味着，在西部人们把很多事情归咎于1989年，却没有人批评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我们成功了。但当越来越多的决策变成是经济决策时，没人想要这种资本主义。这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威胁，因为民众从头到尾都不知情。大企业和政治家们做的所有决策使他们发了财。我想我们可能不得不为我们的市民民主奋斗，转型已进行了9年你还能发现大量的穷人。在以前我不可能想象得到东德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在1990年代，物质不是一个大问题，尽管许多人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但不像现在。
陈宇：这是东部或西部的问题吗？
英戈·舒尔茨：这是整个德国存在的问题，只是先在东部出现，几年后才出现在西部地区。在东部，我想是因为70%-80%的工厂和工作机会都消失了，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当然，也有大量的机会来临，但人们很难抓住它。城市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没有在那儿投资的理由。高失业率是个大问题，城市也存在问题。[NextPage]
陈宇：也就是说财富没有随着天堂齐至。
英戈·舒尔茨：没人希望柏林墙，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政权和体制回来。今天的德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问题不在于创造更多的变化，而在于如何应对现状。这听起来很蠢，但假如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成功，这也不是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所有事情都被产业化了，这将是我对西方的主要批评。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