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的某一天，北京大学孟华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前几天他们给季羡林教授祝寿，季老问她:“谢天振和他主编的那本《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孟华接着说:“你看，老先生想你了。你有机会来北京的话，快去看看老先生吧。”我听了后非常激动，说:“我一定去！我一定去！”
季老是《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创始人之一。1982年我在上海外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不久，即受命筹办我们国家第一本专门的比较文学杂志——《中国比较文学》。因为季老是杂志的首任主编，再加上杂志的众多编委，如杨周翰、李赋宁、王佐良、周珏良、叶水夫、杨绛、唐弢等先生都在北京，所以那几年我经常要跑北京。记得第一次到北京去见季老，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崇敬已久的大学者，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廖鸿钧教授就对我说:“不必紧张，季先生非常平易近人的。”果不其然，尽管那时季老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但我见到他却是在北大东语系一间非常简朴的办公室里。他穿着一套已经有点旧的深灰色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圆口布鞋，说话有一点山东口音，语气非常亲切和蔼，还亲自为我们倒茶。他非常仔细和耐心地听我汇报《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的组稿和编辑情况，在听的同时不时地给我们提些建议，发表些他的看法。
第一次见季先生，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汇报结束以后，我对季先生说，我们找到朱光潜先生早期的一篇很有价值的比较文学论文“中西诗情趣比较”，很想把它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创刊号上，以壮声色，但不知能不能请季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好让我们去见朱先生，以取得朱先生的同意。季先生表示可以，并当即拿出一张报告纸为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然后把信对折了一下交给我。当我走出东语系大楼，打开季先生写的介绍信一看，我不禁惊呆了，同时感到一阵强烈的震撼。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我已不记得确切的字句，大意不外乎是兹有上海外语学院的谢天振等同志前来为即将创刊的《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组稿，希望朱先生能够接待一下之类的话，但信的抬头和落款，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季先生介绍信抬头写的是“孟实吾师”，落款是“学生季羡林”。一个身居北大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高位、名满学界的大学者，对他当年的老师，居然仍然如此谦恭，恪守弟子之礼，这件小事背后透露出的季先生的高尚品格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尽管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每当我想起这件小事，心中仍然禁不住有一阵阵深深的感动。
接孟华教授电话后不久，我正好在北京有一个会。于是利用会议间隙，在一天下午，在孟华教授的热心陪同下，我们驱车去301医院看望季先生。
说来惭愧，这几年我每年也都有好几次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但每次都是匆匆来去，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去看望季先生了。上一次还是由乐黛云教授陪着、与饶芃子教授一起到季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的。那一次正好是季先生九十岁生日之后不久，家里还挂着好几幅著名画家画的季先生的肖像画。我记得有一幅是范曾画的水墨画，笔墨不多，但把季先生画得形神毕肖，跃然纸上。还有一幅是油画，我不记得是谁画的了，也画得非常精彩，把季先生深沉的气质刻画得栩栩如生。
我们走进病房，季老已经端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了。虽说几年没见，但季老的外貌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像以前那样精神，人不胖也不瘦，身板骨也依然像以前一样挺直。更令我惊讶的是，已经96岁高龄的季老，他的耳朵似乎并不很背，我们分坐在小桌子的两侧，我居然不用提高很大声音，我们就可以交谈。于是寒暄几句后，我赶紧拿出这次特地带来的最近一年出版的各期《中国比较文学》，向他汇报杂志的近况。
听说《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编辑、发行一切都很正常，还听说我们的杂志在美国的多家大学图书馆里都能看到，季老明显流露出比较高兴、也比较满意的神色。“只是，”他说:“要把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外去，一年四期少了些，每期的杂志也太薄了些。我们当年刚创刊时的杂志还是蛮厚的嘛。”我赶紧报告说:“在上外学校领导和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杂志从明年起将增加两个印张，开本也将改成国际学术期刊的开本。”季老听了连声说好。我乘机向季老请教他对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最新发展趋势的看法。我说最近二、三十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明显出现了一个理论热，热衷于形形式式的时髦理论，从后现代到后殖民，从女性主义到解构主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把研究对象从纸质文本扩展到非纸质文本、如影视、卡通、动漫等领域的趋向。我问季老如何看待这种趋向。
季老先是笑了笑，指指坐在对面的孟华教授说:“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她是专家，她是专家。”接着，他沉吟了一下又说:“搞比较文学研究，就是搞文学关系研究，不能脱离文本。我当初写《罗摩衍那在中国》，我收集了好多个译本，我只能根据文本来说话。”
我说，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个趋向，我把它称作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各种迹象表明，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界显然越来越重视对翻译的研究。对此，我说我也很想听听季老的意见。
季老说:“这个转向好，比较文学就是应该重视对翻译的研究。”接着他又回忆说:“五十年代时我们很重视翻译的，尤其是翻译批评。那时有一本杂志叫《翻译通报》，经常发表文章，对一些翻译质量差的作品进行公开批评。”
说到翻译，季老显然来劲了。他一边示意北大派来负责照看他生活起居的小杨老师到小房间里去拿书，一边继续对我说:“但是现在我们的翻译批评太少了。报纸上，杂志上评论翻译的文章都是一些说好话的文章，很少见到实实在在地指出问题的文章。”
我说报纸上批评现在翻译水平总体下降、翻译质量倒退的文章倒是不少，我问季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季老的回答稍稍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却使我很受鼓舞，因为我这几年在好几个学术会议上一直在宣传一个观点，即:现在差的翻译作品数量确实不少，但我们翻译的水平应该说比以前提高了。拿同一本文学名著的老译本与现在的新译本相比，当然是认真严肃翻译的新译本的质量比老译本高。季老的话居然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现在粗制滥译的作品是不少，翻译的人多了，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也多了，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但是，好的翻译作品也不少。特别是一些名家名作，新出的译本质量显然要比从前的好。”
这时小杨老师拿来了两本书，原来是季老前不久刚刚出版的新著《季羡林谈翻译》。季老说:“我送你们每人一本书吧。”说着便翻开书的封面，拿出一枝钢笔，在书名页上写下“老友谢天振先生指正”，还非常仔细地署上姓名、日期，盖上他的私章。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季老题词时手竟然一点都不抖，字迹清秀而隽永。更有甚者，他都没有问我的姓名三个字该怎么写就把我的名字写出来了，可见他的记忆力之好，因为我们毕竟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呀。
小杨老师已经在暗示我们可以告别了。这时幸亏孟华教授提醒我说:“你不是还有事情要求季先生帮忙的吗？”我于是对季老说，我们上海正在筹办一本新的杂志，刊名叫《东方翻译》，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与上外高级翻译学院合办的，想恳请季老为这本刊物题个词，不知有无可能？季老爽快地答应了。不出一个月，小杨老师就请孟华教授把季老用毛笔题写的刊名以及专门为《东方翻译》写的题词寄来了。季老的题词是:“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主动力之一，而翻译又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