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转载本报“论坛”版蔡毅《警惕“灰色文学”泛滥》一文，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我们再登评论者李渊对“警惕”一文的回应
——我们该怎么看小说？
李渊
在一篇文字中，我谈到“艺术的文学，还是道德的文学？这本来是一个显见的常识，文学首先是艺术的，它必须以‘艺术性’作为它的基本质地，所谓优劣高下的评判也应首先并最终落实到艺术上——然而在诸多的文学批评者那里，这个基本常识却屡屡遭到背叛与违反，他们祭起陈腐、滞后的‘道德优先’大旗，在捍卫‘良知正义’和‘政治正确’的口号下挥舞着大棒进入文学丛林中，对溢出自己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之外的文学文化作品大加鞭笞——它对文学文化生态的破坏性是很大的，特别是当下，‘浅阅读’‘娱乐至死’和媚俗化已经成为主要时代症候的时候。”(《艺术的文学，还是道德的文学？——对一种批评的批评》)当时，我也说，真希望我的说法带有杞人忧天的性质。然而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并不是杞人忧天。最近看到一篇蔡毅先生的批评文字(见本报6月5日“论坛”版——编者)，谈的是王顺健在《大家》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小说《小茵》。因为这篇小说我是看过的，所以，我对蔡先生的看法特别是道德强势化的判断很不以为然。本来我是无意就这个问题继续纠缠的，我们的文学在基本常识上总在拉锯，意思不大，但蔡先生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人的看法，而且加之蔡先生的学者身份，我觉得有将这个问题更加明晰化探讨的必要。
《小茵》在蔡先生那里，受到攻击的点是:“一是小说对表兄妹间发生的钱肉交易几乎没有谴责批判；二是小说对表兄妹间保持的一种畸恋毫无反思悔改；三是表兄对表妹从事的职业不加劝阻，仿佛她所从事的是一桩正常工作；其四，表兄对表妹打算用自己的身体生遍所有肤色孩子的荒唐想法，没有制止打击，反助纣为虐，赞赏支持……这些远超出了一般小说人物故事设置的构思或技术一类问题，而涉及许多道德伦理与价值评判问题”——帽子之大让人心悸。可是，如果小说中直接出现谴责批判那肯定就不是小说了，这等于是要将小说降格为大字报式的宣传附庸。在现代性的小说中，不是说作家不应有道德和伦理判定，但这个判定必须是隐含的，不外显的，它要是贴着人物来做的。就是说，你写一个杀人犯不应当在他行为中加入你的先期判断，在你的作品里说他杀人如何如何不对——相对于杀人，其它的伦理都还是显得小些了吧？蔡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从人物形象来看，小茵这个角色不是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面目出现”，由此，我想蔡先生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如果按照蔡先生的逻辑，这肯定是一本价值混乱的坏书，他对拉斯柯尼科夫的行为批判明显不够；加缪的《局外人》问题更重，他竟然给杀人犯开脱！——要知道，这些都是普世公证的伟大小说；要知道，在这些小说中，它们给我们指出和提供了一种可信的可能参照，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群中有这样的人，而且某些点在我们身上也存在着。
在此，我接着列举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老阿Q在和吴妈“要困觉”的时候周先生也没有大段的批判啊！他在小说中，只让阿Q自己行动，要有判断，也是读者的事儿。我们没有必要将读者都想成和自己一样没脑子，染什么颜色就是什么色。所以，我认为，蔡先生的攻击成立，但不是对小说和艺术的要求，他对小说是不懂的。米兰·昆德拉在《贬值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说到，有一些人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明确区分的世界，他们只能用这样来对付小说，那就是将小说的相对和模糊的语言译成他们自己绝对肯定的、教条的话语，他们要求，总得有某人是正确的。然后，昆德拉说，这种“是与不是”囊括了一种无能，无能容忍人类事物最基本的相对性……我想蔡先生的错误即是他所说的无能，他要小说有立竿见影的判断，要作家板着脸说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小说中的政工也不应当是这种的搞法。王顺健的小说写下的是一个故事，一种生活的可能(它可以不是生活的正在发生)，他在这里，是指证给我们看:原来，生活有这个样子，有这类的人，他们的生活如何如何，他们又有着怎么样的奇怪念头……在这点上，小说写出来了。蔡先生是用一种滞后的观念来看小说的，他没有看到近几十年来世界文学观念上的演进。陈规看新作，总希望新的作品能纳入自己的旧意识中，仿若自己占有绝对真理，这样的文学观点是滞后的。
蔡先生谈到，“当作家自觉地选用第一人称写作，以‘我’的眼光看待世界，‘我’的情感叙事抒怀，用充分理解与赞同的态度来讲述这一切，时时处处把自己的一切与对象混合，人们根本就分不出作家与‘我’究竟有什么区别，有何不同，因此小说中流露出的情感态度、道德取向、好恶价值观基本就是作家之态度和所想，我们通过书中的人物来分析作家所想表达之意，大体也是准确无误的。”——怎么会大体准确无误？它属于常识性的错误！我们还是先举例说明。加缪的《局外人》，小说是用“我”的口气写的，我们是否由此可判定加缪是一个冷酷的、对世界和一切都缺少爱和同情的人呢？那他到《鼠疫》时的表现又如何解释？说他改造了自己的思想？君特·格拉斯在他许多的小说中都用“我”，如果用蔡先生的逻辑，格拉斯先生不仅道德有问题，而且是一个能唱碎玻璃的怪人、不想长大的矮子，或者是一个活得和德国历史一样长的人。福克纳在他的《喧哗与骚动》中从多个人的视角写下同一故事，而每个视角都是用“我”来叙述的，那哪一个是真我？要知道，他们对于事物和事件的判断是有着矛盾的。前些日子，作家帕慕克来中国演讲，在社科院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究竟是谁？》——用他的话来回答蔡先生可能恰如其分。他说，在写作中，我是他者，是我要写的那个人物，我要按照他的想法在小说中表现，他的思想不代表我的思想，他的政治意见也不代表我的政治意见，有时还会完全相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小说中的“我”不能完全代表作家，它是人物，小说需要“我”是圣人我就是圣人，需要我是恶棍就必须是恶棍。一个好的小说家，是要懂得，如何贴近你所要写的人物，让他“说话”——无论这话是否正确，善良，道德。小说的提供不是判断，而是让我们知道，生存有此，有这样的可能。它应当是，对我们被矫饰的生活的警告。那种强加的道德判断实际上是要我们在矫饰中渐行渐远。
在蔡先生的文字中，还有棍棒和“文革”气，这也是我不喜欢的。虽然，我对王顺健先生的这篇小说在艺术质地上也有保留——但它不能用非艺术的方式方法来强奸式地对待它。
我们该怎么样看小说？这是个问题。虽然在许多自以为是的人那里仿佛它从来都没有作为问题存在。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