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怜的女孩该穿什么服装，为所有明日的聚会；只有一件不知从哪来的旧衣服，为所有明日的聚会。”在这一天，我哼起了这首《为所有明日的聚会》（All Tomorrows Parties），送别娄·里德（Lou Reed）。

 

　　实在不想再提那个烂得掉牙的段子：当年几乎没有多少人买“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uond）的第一张唱片，但这些买了唱片的人在后来都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乐队——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白人噪音世界里的音乐家们，同样适用于中国。上世纪60年代，娄·里德和“地下丝绒”从布鲁克林出发，登上了他命中注定的舞台。此时，以“披头四”为首的艺术摇滚大行其道，那些冗长的器乐演奏让听者的耳朵负担越来越重（连“披头四”自己后来也要重回简单编制时代），娄·里德的横空出世如冷酷的革命者，用简单的和弦、粗糙的音色、神经质的呢喃为白人噪音摇滚树立了标准。这一标准一直沿用至今，所有的明日聚会其赴会者都必须按照这种行头来。娄·里德用看似不着一力的廉价生活塑造了新的艺术家做派，精英与贵族审美在顷刻间被打破。包括“地下丝绒”首张专辑《地下丝绒和妮可》（The Velvet Underground and Nico）里头的那支“大香蕉”，看似粗鄙无比，却又成为唱片史上最经典的设计，也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波普艺术席卷世界的符号。

 

　　总觉得娄·里德的逝世或许是上帝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去年是安迪·沃霍尔逝世25周年，其世界巡回展览《十五分钟的永恒》也来到北京、上海、香港。同年也是《地下丝绒和妮可》专辑问世的45周年——说真的，这个年份数听起来也是怪怪的，可它就这么发生了。环球唱片推出了经典再版，Carsick Cars、Snapline等喝着娄·里德奶水长大的人们在愚公移山用他们的方式唱出奶爸的歌，现在看来就像是为娄·里德的欢送会。

 

　　娄·里德在中国获得“教父”的位置，这一点都不稀奇。实际上我觉得他更像是一种接头暗号，在进入这场盛大的party之前，你需要向门卫出示的东西。还记得曾有过一次，我做汪峰的采访，我当时身着的便是一件“大香蕉”的T恤衫。汪峰刚坐定，便对我说，你也喜欢“地下丝绒”吗？我也是。那一次采访当然无比顺畅。

 

　　离开“地下丝绒”后的娄·里德为摇滚音乐史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如果说他的颓废、沮丧、自杀倾向等元素成为了后世无数“小清新”乐队如my little airport们争相效仿的对象，让情绪私人化成为一种审美风格并成为人人可用的元素，那么他以下的这些所作所为估计就没有这么容易被模仿了：用长达9分多钟的一曲《钟》回顾上世纪70年代艺术史，或用爱伦·坡的诗入歌，或是在世纪末时继续探讨人性；很难想象再有人能和娄·里德及他的妻子劳丽·安德森（Laurie Anderson）那样，夫妻齐搭档，于六十岁高龄在悉尼歌剧院一连15天上演先锋音乐秀，依然活力充沛；即使是1996年“地下丝绒”终被摇滚名人堂认可时，娄·里德的志趣也早就在先锋舞台剧的配乐作品上了。

 

　　鲜有以摇滚乐为主轴的音乐人能被称为艺术家，娄·里德是凤毛麟角中的一个。这样的大师存世亦仅鲍勃·迪伦、李欧纳·科恩、大卫·鲍伊等寥寥几人。无妨，在明日的聚会里，我们依然可以高唱《星期日的早晨》《海洛因》《我会做你的镜子》，为我们青春常驻的记忆干杯。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