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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摄影摸索灵魂

2010-01-19 14:12:41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

   

作者:廖伟棠

    采访者:经济观察报 阿怪

    被访者:摄影师 诗人 廖伟棠

    廖伟棠身上有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他自己常常提到的,因为有个香港老爸,因此他成了香港回归后新移民政策的第一个获益者,他是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为001号获准来港者,而他的弟弟妹妹则是002、003号。

    到香港的时候,廖伟棠已经大学毕业,经过在香港艰苦的打拼之后,他在香港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到今天,他的身份已经非常多元,既是诗人,还是自由撰稿人,曾做过杂志主编,现在还兼职摄影师。最近在广州举办了他的个人摄影展,取名摄魂记。在诗人和摄影师之间,廖伟棠的诗人气质常常让人很容易辩认,却又渗透到他自己的骨髓里,他就像他诗歌里写的那样生活、摄影,他说如果不做摄影师或许他会考虑去做一个天文或考古学者。

    阿怪:豆瓣上的你是真的你吗?

    廖伟棠:是我,几乎每天都上,很有意思。

    阿怪:是不是豆瓣上的人离你更近一点。你期望什么样的人来看你的摄影展?

    廖伟棠:豆瓣上的人都比较可爱,有美感有童心更有想象力,他们是我的理想观众之一。另外我永远期待一些陌生的观众,超现实的,比如说一个进城的农夫、一个长居广州的老太太。

    阿怪:你希望这些超现实的观众从你的作品中读到什么?

    廖伟棠:我希望他们也能从这些异域的生活中读到同样感动他们的元素,那一定是超越地域和身份的局限、属于人性共有的元素。

    阿怪:这次的影展为什么取名《摄魂记》?和《巴黎的游荡》相比,风格有变化吗?

    廖伟棠:因为古老的传说中照相机是会摄取人的魂魄的,我希望我的照相机也在刹那摄取了一些神秘的魂魄,同时我自己的魂魄也被他们摄取去。上次 《巴黎无题剧照2004-2009》的风格更强调戏剧性,这次比戏剧性多了许多暧昧和形式的实验。

    阿怪:你喜欢胶片多一点还是数码多一点,为什么?是喜欢纪实性多一点还是更为自我的风格?

    廖伟棠:还是喜欢胶片多一点,因为那种湿漉漉的黑白银盐效果,仿佛凝固了被摄一刻的温度和湿度,并且保存许久才能释放出来。我喜欢在纪实的基础上进行试验,探索观念的深度。

    阿怪:拍照片会从别人的照片中汲取灵感吗?你的特色是什么?

    廖伟棠:我最喜欢的是美国的罗伯特·弗兰克和日本的森山大道,我受他们很大启发和影响。我的特色是影像强烈然而充满诗的多义性,意义难以捉摸。

    阿怪:但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在乎负面的评论吗?

    廖伟棠:当然不在乎,我的作品是OPEN的,越奇怪的解读我越感兴趣

    阿怪:《摄魂记》是你两次去南欧的作品,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廖伟棠:有很多印象特别深的事,比如2004年在巴黎郊外遇见一个马戏团,竟然是我很喜欢的法国小说家热内年轻时混过的团;2009年在那不勒斯,随意而去的一个小岛,因为避雨而走进去的一家餐厅,竟然是电影 《邮差》里的那家老酒馆。最喜欢意大利、佩鲁贾PERU-GIA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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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怪:在那不勒斯遇到的那家餐厅,有发生什么动人的故事吗?现实生活中你是不是常常被类似这样的意外巧合所打动。

    廖伟棠:动人的故事就是我在餐桌边一抬头看见一首诗,怎么这么面善?仔细一琢磨,那就是《邮差》里大诗人聂鲁达替邮差写的情诗啊。现实生活充满这样动人的巧合,而一个诗人要有足够的敏感去和它们相遇。现实生活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个普通人陷入诗意、或者说走神的一刻,他从现实中出离,进入白日梦中。

    阿怪: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吗?

    廖伟棠:理论上我是一个专业摄影师,因为我大半靠摄影为生。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在于:前者可能要求你投入一生的精力,但我主要的经历还是投入写作中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又是一个业余摄影师。

    阿怪:你的照片现在会出售吗?能否透露一下价格?

    廖伟棠:画廊里展出的都会出售,一般是1000-3000元一张,视乎制作工艺的不同。

    阿怪:诗人与摄影家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结?

    廖伟棠:摄影是我通过发现世界深层隐喻来摸索自己灵魂的其中一个手段。当然,最低限度,它保存了记忆,也创造性地篡改了记忆。写诗更复杂一些,它涉及的可能是全人类灵魂的积淀,文字的重负更大,也因此更有挑战性。

    阿怪:北京在你的印象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廖伟棠:2001年初到2005年秋我在北京,学习、写作、恋爱、喝酒。北京是最自由也是最拘束的城市,是最波希米亚也是最功利的城市。

    阿怪:如何理解最自由也最拘束呢?

    廖伟棠:如果你比较过奥运前七八年和奥运前后的北京,你就明白了。

    阿怪:香港呢?

    廖伟棠:我基本上是以香港为基地,每个月都出去游荡。香港是一个杂糅中保持着强烈本土感的城市,这固然有他的局限,但更是他在摩登时代中难能可贵的地方。这种本土感体现在,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和年轻人对自己城市之根的认同,对旧世界的珍惜。

    阿怪:为什么在慨叹“在香港当个诗人,有多难”?如果要你选择一个最适合写诗的城市,你会选择哪里?

    廖伟棠:我的意思是并不难,那句话倾向于是一句反问句,困难只是物质上的条件,但诗人是最具超越性的。最适合写诗的城市,我仍会选择香港。

    阿怪:你曾经说香港“没有一点GDP增长和你的诗有关”,你觉得诗歌是更属于私人感受,还是希望能够带来社会影响?

    廖伟棠:诗由个人感受而来,但个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个人,所以一首负责任的诗不可避免的反馈影响与社会。而社会又是又无数个人组成,每个私人感受最终都汇至社会的精神气质。

    阿怪:现代社会里,你觉得诗歌的意义是什么?

    廖伟棠:正如我说过的:诗歌一点点地塑造我们的语言面貌、保存语言中的传统又开变出新的传统,而语言是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是记忆的凝聚,诗歌为你说出灵魂最深处的无以名状之痛苦、之幸福,这一切都在为你完善你的灵魂——假如你还相信灵魂的话。当你的脚步过于匆忙的时候,我代替你慢下来,我代替你记得,我代替你幻想——直至你也学会记忆和幻想的艺术。

    (编辑:李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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