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光
对话李缨、步平：
中日友好不是“说好话”，而是“坦诚交往”
记者在7月19日和8月10日分别采访纪录电影《靖国》的导演李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两人都从《靖国》本身延伸到中日民间交往的话题，这些观点或许应该让我们对中日“友好”产生新的思考。
公映须做好配套工作
记者：为什么《靖国》还无法在中国公映？
李缨：这部电影从一年前就依照中国电影发行的正常途径开始申报在中国的公映许可，我相信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和审查，但可能任何部门都处于无法独自决断的状态。对这一现状，我可以理解的是，这部电影因为题材的特殊和敏感，能否公映已经超越了中国电影审查体系的正常范畴。但问题是，现在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公映很可能会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从而影响中日两国正在谨慎构筑的“友好关系”，我不得不说，这部电影在中国面临的尴尬其实也正反映了中国的某种政治文化环境及外交处境的矛盾与尴尬。
步平：这个电影告诉人们，靖国神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跟李缨也探讨过，这个电影反映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声音，但是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很多中国人未必会理解。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很多日本进步人士帮中国人在日本打官司。很多案子结果都是败诉。这个结果一旦在中国宣布，大部分中国人马上会非常愤怒。但是我们不了解，尽管最终的结果是败诉，但是法院已经认定了侵害事实，这有助于端正日本社会对于历史的认识，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所以是“败中有胜”，但这些情况有多少民众了解呢？所以原封不动的事拿过来就变了，为什么？就是我们不了解背景。
记者：要对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包括靖国神社本身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所传达的信息。但实现这样的前提似乎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公映是否会引起一些人所担心的“过于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呢？
步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前提我们做的不大够。我主张它上映是因为，大家需要一些机会去了解日本的多元化。你不可能给全国人民讲课吧。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当然，即便在我们社科院内部，也有人认为，既然现在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就没有必要公映了，因为自己在家里看和通过电影院公映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同的。
我也觉得公映不是一个简单的公映，需要配合做一些工作，公映前后请一些人做一些文章，给一些说明，这是很必要的，比如说《靖国》里出现过很多旧军人参拜的场面，但其实也就每年8月15日那天可能多一点，平时很少有这样的事。
探讨靖国神社需要相对冷静的时机
记者：小泉纯一郎之后的历任日本首相都没有在自己任内参拜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似乎冷却下来了，如果公映的话，你担不担心会重新激化矛盾？
李缨：现在，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府领导者采取了暂时的克制的策略，但这绝对不意味着靖国神社问题的真正解决。而且，在政府层面暂时把这个话题搁置起来的时候，才更需要民间的对话。
靖国神社问题是战争后遗症问题，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病菌，无视这一病菌，或者为了表面的“友好”而刻意掩饰，只会使“病情”更深的潜伏下来，导致更大的危害。我从来强调的是，“反日”是一个片面煽动民族情绪对立的词汇，挑战靖国神社的历史观和“病症”并非等同于“反日”，拍摄《靖国神社》，恰恰是我致意日本的善意表达。真正的友好不是指“说好话”，而是“坦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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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直存在一种声音，他们觉得中国人谈历史问题不是就历史来谈历史，而是有着政治或者经济目的。为什么会这样理解？肯定是双方的因素，具体到我们自身，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谈“友好”时，我们不谈历史问题了，比如说去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我们就淡化这些问题。中日关系紧张了，可能就又开始谈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步平：在这方面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般民众关于日本信息的主要来源。可是媒体给人们的感觉经常是这样：在一个时期，比如说在日本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可能会一边倒，“哗”一下子，全部都报道这些东西。过段时间可能全去报道“友好”了，慢慢地人们就产生怀疑了，是这边对呢，还是那边对呢？
记者：如果我们被动地要在日本领导者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时将这部电影推出……
李缨：那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在相对冷静的氛围中让中日两国的国民相对理性地疏理沉积问题的“友好”时机，并将中国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反应重新构置为一种情绪化的被动局面。
记者：民间交往不一定非要和政府的步调时刻保持一致？
步平：我一直强调，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民众的感情层面，一个是学术研究的层面。这三个问题现在交叉到一块，它不是可以分得清楚的，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分清。
记者：电影《靖国》应该被算作一个从民众感情层面的民间交流。
步平：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感情层面的问题，我们先不必把它提升到政治层面。从理论上说，官方和民间不应该绑在一起。但问题是一些日本政治家已经将靖国神社问题提到了政治层面，利用了民众的感情，所以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要一步走得太急。我也很反对什么事都拿到政治层面讨论。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在过渡过程中。我们最终的目的，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将三个层面问题的界限厘清，针对不同层面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就好了。
记者手记
李缨无疑是希望媒体可以在他“推动”《靖国》公映的过程中也帮一份忙的，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去了解各方，权衡利弊。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有过忐忑，毕竟这样的影片无法不令中国的观众无动于衷。《靖国》的公映是否会再次刺激到部分敏感的神经呢？可是想想7月18日那天我亲历的那一次放映活动，又觉得自己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
不过，正如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所说，还是应该未雨绸缪，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之所以做此报道，并非为了帮助李缨什么，只是希望在日后，如果中国观众有机会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能够有更加平和的心态、更加冷静的思索。
和李缨一样，我们只是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中日民众更加了解彼此。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