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可辛（自述） 采访：袁 蕾 整理：陈 军


●中成本的电影永远是电影业健康的一个指标。

●我是看到《无极》，才知道贺岁档期有多重要——那个档期已经代表观众一半是要进戏院的，不管你什么戏。

●投资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园结义，三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一些事情结果改变了，但我一直想讲的，知识分子跟武夫不是朋友。

陈可辛坚持让李连杰杀掉两个少年强奸犯，杀小孩即使在好莱坞大片里，也是一个禁忌

    中国电影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状态
   
    之前我是不知道一部大片究竟有多大的。

    2005年《如果·爱》上映的时候，我跟很多记者沟通，他们都说这个戏不像大片，我说我已经花了七八千万元人民币了，还有三个明星，但他们还是觉得这不是大片，后来他们告诉我，《无极》才是大片。

    用香港那一套大片规则来算：我三个明星都比《无极》的明星大，有张学友、金城武、池珍熙，绝对比谢霆锋、张柏芝、张东健、真田广之加起来价格贵。韩国演员便宜，日本演员更便宜，便宜到100万就可以了，日本的制度基本上很牢，演员被大公司控制，基本上跑不出来，木村拓哉也跑不出来，也不过是一二百万人民币。最贵是香港，更贵是香港去了美国的演员。后来《无极》到了香港，票房就只有五百万，香港观众只认明星，这也证明《无极》的明星是不到位的。

    《如果·爱》在内地上了两个星期，票房很好，但是到《无极》上的那天，一个戏院11个厅，一夜之间一个厅都没留给我。我昨天还坐着60%的观众，今天就一个厅都没有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银幕不够，来一个大片，大家想看的时候，其实11个厅都还不够。

    我才开始明白，哦，原来内地的规则完全是相反的：我们是明星制度，导演只是吸引明星的人跟把故事讲好的人，观众永远冲着明星去，而内地恰恰相反，是导演中心制。

    现在2000万元的电影没有人投资，但是3亿元的影片就能找到投资。因为剧院票价高，内地观众一年进戏院看的没两三部，所以他一定是选最大的，别的电影他都选择在家里看盗版。每个投资方听说投资2000万，连故事都不会来听你的。大部分2000万的电影，观众都不进影院看：第一，你的明星不够大；第二，你的场面不够大。

    三五百万的戏有人投，500万给你，你爱拍什么拍什么，它可以从电影频道、DVD收回成本。2000万的片子你没办法通过这些下游手段收回成本，戏院不够，所以票价高；票价高，观众就只会去选大片，然后买盗版看。电影院要冲着一些很大的片去，变成11个厅都做一部大片。其实全世界的观众现在都冲着大电影看，美国也这样，中国只是更极端。

    我不是拍小成本的独立电影，我也不喜欢拍大片，我从《风尘三侠》、《金枝玉叶》、《双城故事》，一路成长拍的都是中成本片，但这些戏基本上现在都没有出路，你拍完就没人买了，外国没人买，中国没人看。那是很实在的状况。

    但是中成本电影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中成本的戏就是戏剧，没有中成本的电影，就没有健康的电影圈。就等于一个社会需要中产阶层，中产永远是最重要的阶层。所以中成本的电影永远是电影业健康的一个指标。

    这就是现在中国电影一个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

    3亿元是怎么煽来的

    3亿元的投资可以从演员的片酬倒推出来。投资多少主要是看演员多少钱才肯来。你有了这些演员，基本上欧美、新马泰、韩国、日本、香港，20分钟就能够帮你算出票房来。这些地方能卖多少钱是买片人决定的，买片人的决定是参考这些演员上一部戏票房来的，打三四个电话，就能知道这部戏你将能赚回多少钱。

    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个人的片酬就得1亿元，演员的片酬占总投资三分之一是很健康的，这在海外也是很正常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人是希望把明星和拍片的比例尽量控制在一半对一半，结果台湾老板一路来抢人，比如李连杰正在拍别人的，他偷偷跟他说，我给你多1000万，你先拍我的。一共10块钱，7块给明星，剩下3块去拍戏，这3块不够？不够就随便找个便宜的导演，找个便宜的编剧。他们又来跟导演说，陈可辛，我有个方法拍演员更便宜，我有李连杰，干嘛去拍那么大场面的戏？观众最爱看就是李连杰打，那就把李连杰关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不停打，两人对打能花多少钱呢？拍6个月都花不了多少钱。台湾电影最后就是这样被弄垮的。

    要保证影片的质量，就得保证还有三分之一的钱来拍摄，很容易推算出来要3亿元。这样你很容易看，减掉演员的片酬，你剩下的钱够不够拍这部电影，够拍你就可以拍了，不够拍的话你就再回来，要不跟演员商量能不能便宜一点；要不跟投资方说，这个戏其实比想象中的大，能不能再给多一点钱——就那么简单。

    这3亿元来得真不是太难。

    我第一个说服的是我的搭档摩根，很早前我有个雏形的概念跟他讲，他就很兴奋了，不停地出去跟别人说这个戏是一个很不同的戏，然后他去说服寰亚的老板林建岳。

    林建岳听这个老外一路在吹，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找了我去丽晶酒店聊了一次，他不看剧本，就是让我给他讲这个故事，他坐在那边听了15分钟，听了大概的故事，第一场戏李连杰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见到徐静蕾。他说明白了，行。以后真的问都没问过，他拿的钱最多，快一半了。

    然后我去找了中影公司的韩三平。我说：“韩总，我有2亿多，你有没有1亿？”或者有没有8000万，或者7000万？中国的市场是，你就算票房卖了2亿，都回不了1亿，你叫韩三平突然拿3亿来做一个他明知道回收不了3亿的市场，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他给的份额不能多过1亿元，可能要更少，但这部分一定加。

    今天内地跟海外的合作，其实都是我们拿了大股，带来了海外的信心。我们是海外的专业户，我们占大部分，你是国内的专业户，赚了钱之后大家分。你让他负责国内，其实也就是给他一个限制了，他既然有这个投资在里面，肯定会给我一个回报，亏的时候大家亏的，中影也亏，我们也亏。

    我把《投名状》的剧本给了韩三平，跟他讲了我演员的大概结构，他听了以后说：“好，就2007贺岁档。”

    我是看到《无极》的时候，才知道贺岁档期有多重要——那个档期已经代表观众一半是要进戏院的，不管你什么戏。

非典型大片《集结号》没有启用任何一线演员

    3亿元都得花出去

    为什么这个戏贵？以前有那么多演员的戏，通常演员的片酬比例占到了60%以上，会避免大的场面；要么就是找一个贵的演员，配两个不贵的演员。

    里面人物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每件衣服都是新的然后做旧，群众演员的棉袄每件都不下1000元，整个衣服花费就不下3000万元。

    对一部几百万元的片子来说，可能你的资源需要尽量节省，但当你在做一部大片的时候，你拿到这些资源之后，就必须把这些资源尽力地消耗，不是要浪费，而是尽量去消耗。

    第二步就是故事。很多人拍大成本的时候，因为成本多，觉得不能浪费，觉得我每一分钟都要让观众觉得自己花的60块、80块很值得，就从头到尾都是人，很多时候忽略了电影本身戏剧。

    我的方法是，在大片里讲中成本电影的东西。

    《投名状》本身的故事格局大，它不是硬用战争撑起来的，战争是格局的需要。格局讲战乱、讲时代。只是说大场面背后还是有细腻的东西，我没有迷失在大场面里面，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大场面。

    细腻的东西不代表格局小。其实拍大片很费劲，我还是拿了很多精力花在一些不是剧情的身上，动作啊什么的对一个文戏导演特别费劲，我得顾及这个场景是否好看。拍文戏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兼顾，你可以更搞好戏剧。

    投资方肯定有投资方的要求，比如他们要李连杰不停地打，打完之后就飞，觉得现在没飞够。但其实我都没有妥协，比如他们要更多的动作场面，我其实就只拍那么多，而不是拍了很多场景然后剪掉，所以没有办法找更多的动作场面加进去，除非再回去补拍、再加钱。

    这次中外投资方意见都蛮统一的，其实连韩三平都说：“小心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国观众不一定喜欢啊。”他看到海报、剧照不停跟我说：“可辛啊，我们还是喜欢穿得漂亮一点的。”

    我一直都在跟他们说：“你放心，进南京，进南京就不破烂了。”其实进了南京还是没有那么多颜色，因为那是写实的戏，怎么会进南京突然间就变成很美？但南京是最后拍，他们一直在等南京，结果等到南京，影片也差不多拍完了，他们看到了整个故事，只要入戏他就不会在乎南京不漂亮，不会觉得在要求别破破烂烂。

    好在我是监制，我觉得我懂观众。发行商是永远保守的，因为他们只看到票房，票房其实不一定代表观众的喜好，因为票房有时候是你在强迫观众只喜好一样东西，所以票房不是百分百的真实。大家说票房是硬道理，但是因为是我们造成的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一直不改，给同样东西给观众，观众没得挑也就收了。

    我觉得作为电影人，我们要比观众走在前面，但不能前太多，就前那么一步，往前两步可能都会危险，但你不知道每次是走前一步还是两步，因为你不知道观众其实站在哪儿。我以为《如果·爱》是走前了一步，但现在看来是走前了三步，每次都到上画那天，你才知道观众怎么接受你的戏。

    这一次其实是真的挺喜出望外的，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主题上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商业，它在手法上很商业，它主题上——因为它其实挺沉重的，其实观众基本上应该不喜欢很沉重的戏，起码所有人都说观众不喜欢很沉重的，所以这次其实——就是说就每一次你都在赌，在赌你究竟比它走前多少。

    当然你可以不赌，不赌就是永远走它后面，你就不用，但走它后面的话，电影就很不好看，而且很快这个工业就会垮下来。香港八九十年代为什么垮下来？就是因为都走在观众后面。

    知识分子和土包子

    银幕上很多战争，银幕下也是战争，跟不同投资方较劲。

    我没有试过在剪片的时候面对那么多政治，所有投资方合起来去希望攻击我拍的版本，最主要的是这个电影太沉重了，不像商业电影。我问投资方，你一早就看到剧本，知道是一个沉重的戏，为什么还投？投资方有时候有勇气，是一种浪漫，就跟兄弟情一样，大家都想做一番事情，结果事情做出来了又开始担心，觉得戏太灰暗了，灰暗不是指颜色，而是人物，人物没有出路，包括几场戏，有些在内地没有了，血腥的。

    大家都喜欢震撼，但又不喜欢真的把你震到的东西，没有出路的东西，真的让你回去想半天的，你就不要开。

    比如徐静蕾的戏不够也是反规则的，海外永远要爱情，大家常拿来比较的就是《勇敢的心》，我觉得那部戏很假，但是大家都喜欢。尤其是女人戏那段，好莱坞一定要有那段戏。

    中国今天市场开始开了，但是还不健康，有不健康的不好，也有不健康的好。对电影的审查，这个审查还不是电影局的审查，而是投资方的审查，去到好莱坞的平衡、艺术，这部戏一定拍不了。主题、结果，好莱坞一定有8个穿西装的人来跟你商量，能不能不杀徐静蕾，能不能把两个强奸犯换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人……

    这是一部不容易吃下去的戏，但一部这么大投资的戏，就不能那么不容易吃下去。它违反了很多商业电影的规则，用了很不商业的电影手法去拍。

    第一违反了友情浪漫，谁都在等待英雄本色，结果出来这些人都没情没义。商业电影要把所有观众的情绪集中在一个点，一路打反派，这部电影你不知道该站在谁的立场。尤其是这么大的商业电影。

    其实我觉得绝对跟《英雄本色》不同，《投名状》是血淋淋的。道德观也是，中国电影的道德观跟美国的道德观一样都很保守，要黑白分明。

    正派主角刘德华会站出来大义凛然地说：“强奸有什么不对，我们每天都在做。”然后李连杰出来一定要杀两个少年强奸犯，这就是极度违反规则的，因为我让正派做了反派的事，让反派做了正派的事情。观众可能当时都觉得刘德华是对的，但其实回来再想，刘德华怎么可能对？那两个人刚刚强奸了两个女孩。这在好莱坞绝对不会发生，不管汤姆·克鲁斯还是汤姆·汉克斯，都绝不会去杀小孩，人物也绝对是黑白分明。

    我们用了很紧的剪辑方式，把观众哄到觉得李连杰很有心机的情绪上，看的当时观众不会分析，但要看第二遍之后，或者回去细想才会发觉，那是特别别扭的。

    那场戏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戏，也是我最坚持的。跟我最铁的搭档反对，刘德华反对，李连杰反对，所有人都反对，这场戏不能拍，这场戏是在讲什么？这是违反投名状的。但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拍，这是一个转折点，是知识分子跟两个没念书的武夫真正的磨合，影片是讲兄弟结义的“投名状”，但实际上“投名状”是假的。

    但这个我开始不能讲出来，否则投资方就不让我拍，投资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园结义，三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一些事情结果改变了，但我一直想讲的，知识分子跟武夫不是朋友，也交不了朋友，知识分子根本不把武夫当成朋友，他们其实是没有友情基础的。我使劲要告诉大家，人可以变坏，本来是共患难，结果不能共富贵。但我要讲的是他们从来就不能“共”。

    后来刘德华和李连杰还是不能理解，他们开玩笑跟我说：“导演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土包子。”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