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长天》，孔立文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采访者：夏琪

　　被访者：孔立文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亲，这是文学书写不能也不该遗落的厚重题材。战争带给小说主人公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苦难，折射出的是一代人的苦难，是一个民族的苦难。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历史内容，而当作者带领我们进入其所面对和叙述的历史生活时空，当那些新颖而独特的情节和人物扑面而来时，便会感到我们对这样的历史生活，不仅不是再多一次的重温与回顾，而是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认知和发现。”对于作家孔立文的《秋水长天》，评论家汪守德如此作评。我们不免思考孔立文是如何凭着他对历史生活作出的切入、审视与判断，为我们写出如此不同的作品呢？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亲，这是文学书写不能也不该遗落的厚重题材。《秋水长天》的叙事原点为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湖南某地的孟家庄，遭到日寇疯狂洗劫的孟家庄猎户子弟——枪法极有准头的孟昭忠、孟昭华两兄弟，于纷乱动荡、生死难测的年代，阴差阳错地分别进入分属国共两党的抗日自卫队和独立营，稀里糊涂而又仇恨满怀地走上了抗日的战场，从此真正拉开了两人悲喜交加、颠沛流离的人生大幕——

　　记者：《秋水长天》书封上的字——“海峡两岸，一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这句话有何深意？

　　孔立文：这句话是小说的眼，或者说灵魂。2015年11月7日，习主席在新加坡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会面时说：“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而《秋水长天》恰恰写的就是这样一对兄弟，骨肉分离，终生相望，命运多舛，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它也算是一个隐喻，就来借指两岸同胞的手足亲情。

　　其实小说最初的名字就叫《血脉兄弟》，后来被编辑改成了《秋水长天》，这个书名更能显示出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那种苍茫。

　　记者：你第一次写长篇就触撞两岸题材，是有什么契机吗？

　　孔立文：写一部关于两岸题材的小说是十几年前就有的一个想法。2000年深秋的某个下午，在我所在部队驻地新疆伊宁市巴彦岱镇的一个邮电局，一位七十岁上下的老人被几个人围拢着，颤颤巍巍在看一封信。信是从台湾寄来的。信纸打着红色竖条格，书写顺序从上到下、从右至左，字是繁体字。

　　我至今能记起老人神情里带着的那份紧张不安。目光狐疑而警觉，说话的语气打着颤音，好像生怕有人去告发似的。写信人也是一样，据说是老人的兄弟，一个随国军溃退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在信的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强调，信不要轻易让别人看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彼时已是21世纪的初年，可是，因为政治，因为战争，海峡两岸的这对苦命兄弟却依然活得如此战战兢兢。当时我就想他们一定是有故事的人。我知道，台湾两百万老兵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厚重的书。他们的人生如浮萍，背井离乡，奈何岁月沧桑，任由青丝白发。但是，很遗憾，我却无缘再碰到这位老人。但当时他那种不加掩饰的恐惧感，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从那时候起我心里面开始酝酿一个故事，但是因为工作原因始终静不下心，期间大多奔波在基层一线，但却迟迟不敢动笔，这样一耽搁就差不多五年。后来到军艺读研，很自然地就开始了这个小说的创作。

　　记者：小说的历史感很重，时间跨度也很长，从抗日战争后期到改革开放之初，大概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对于小说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你是如何考虑的？

　　孔立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从未走远。在写作《秋水长天》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切地体验到战争和人性的内蕴，对个人、社会、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秋水长天》以主人公孟昭忠和孟昭华两兄弟的离散与苦难为主线，揭开了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一代中国人的无奈与伤痕。战争带给小说主人公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苦难，折射出的应该是一代人的苦难，是一个民族的苦难。我们有责任把这种苦难讲述出来。

　　记者：小说对人性的刻画比较深刻，读的时候有一种刺痛和震撼的感觉。

　　孔立文：文学是“人”学，战争状态下的人更为复杂多面，战争对于生命、人性、伦理、情感的拷问更为真实，矛盾更为激烈，表现更为彻底。军事小说更要用丰富的“人性”去展现历史，而不是脱离开活生生的人，去苍白无力地表现历史真实。在作品中，我描写战争本身的情节很少，而将大量笔墨用于战争对人的无形戕害，以及战争背景下人的飘摇无助。小说努力要展现的，不仅是铁骨铮铮的血性，更有对家国的炽热情感。我写《秋水长天》，就是想站在人性的立场，通过写战争、离别、死亡、思念、故土、归根，写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伤痛与苦难，写出中国军人面对外敌入侵所表现出的铮铮铁骨，写出老百姓对和平的向往，对国家团结统一的呼唤。

　　记者：你的作品叙述和结构尤其用心，不知在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孔立文：我对长篇小说写作有一种敬重感和仪式感，在我的潜意识里，长篇小说的叙述和结构非常重要，当然小说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也很重要，它是小说的灵魂。叙述方式和结构框架决定了长篇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外在审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就是一件手工艺品，外在美尤为重要。在《秋水长天》的结构上，我采用了共时性结构模式，让孟昭忠和孟昭华两兄弟的故事脉络平行展开，各列一节持续推进，两个故事同时发生，但又相互关联。这种麻花式双线性结构容易使故事的戏剧冲突变得激烈，每当一条主线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就跳转叙述另一主线，这样容易制造悬念、意外和扣子。在叙述上，我尽可能做到平静，简洁，

　　记者：评论家汪守德认为，作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揭示人物曲折而悲怆的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以个人的微弱力量难以抗拒战争或政治的残酷环境，历史中的个体如同随波逐流、辗转飘忽的片片树叶，不知在时代激流的紊乱之力强大作用下漂向何方。通过写作，您对抗战有何新的思考？

　　孔立文：汪守德先生把我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东西直接说明白了。现在有些所谓的抗战作品过于注重戏剧性而忽略文学性，虽然故事精彩，悬念重重，但缺乏思想深度，没有厚重感。读者感受到的是吃快餐，看故事会，读完即结束，没有回味，产生不了思考。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类小说一看就假，故事与生活完全两张皮。作家为了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而编故事，为了编故事而编故事，这样的作品怎么能立得久。

　　记者：作为年轻作家，你认为如何书写抗战题材才能有所突破？

　　孔立文：我认为抗战题材最根本的还是“为谁写”“写什么”的问题。拔高人物脱离现实离经叛道不可能出经典，没有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不可能出精品，那些戏说英雄的伪抗战题材不可能占据抗战文学主阵地。《秋水长天》写了战争对人的直接戕害，也写了后战争时代对人的间接戕害。所以抗战题材的突破永无止境。抗战文学有其社会功能性特征，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立足现实，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判断多样性，塑造真实可信可感的人物形象，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面对和突破抗战文学的创作转向。同时，任何时候不能丢掉抗战文学的精神内核，书写大写的民族魂和中国军魂。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