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搞批评的人不要给我开药方

    前不久，阿来获颁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他笑言：“这是第一个发给我本人的奖，以前好像都是某本书抽不出身来，派我代表它去领奖。”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发表于2008年的《空山》第六卷，回应着前面几卷的宽阔、从容，并艰难指认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困境：闭抑会导致蒙昧，开放也会带来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损毁。他以优雅、写实的文学修辞，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语言的故乡，也为这个时代保存了一份沉重的悲伤。获奖后，他接受媒体采访，对当下的文坛热门话题进行了评点。

    Q：历史变成说故事？A：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问：在写作的难度上，能不能就《尘埃落定》与《空山》进行一个比较？

    阿来：写《尘埃落定》时，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我是经过史料研究，再加上一些想象，才完成了这部作品。因为我没有经验，读者也没有经验，你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但是，《空山》就不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书中的现实，而且中国读者尤其关心在虚构的小说里面，你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在写作中只有不去管它，我没有办法在所有的读者中做一个社会调查。也许我写《空山》挣到的钱，做一次社调都还不够，而且收来的问卷也未必可靠，写现实题材，一个是现实没有得到沉淀，一个就是读者的挑剔。这应该是作家普遍感觉到的困扰。

    阿来：小说家写历史，并不是讲故事，今天我们把讲历史变成了讲故事，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书写历史，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原样，再由后来者去证明这是对的，或不对的。为什么要讲历史，不是因为有离奇的故事，而是看我们过去的人，什么事情做对了，什么事情没有做对，作为一种经验留下来，对的东西以后继续做，不对的以后避免。

    Q：当代文学是垃圾场？A：犬儒主义作祟

    问：这几年，对当代文学、对中国作家也有诸多批评，比如顾彬的“文学已死”论，朱大可也将中国当代文学称之为“垃圾场”，对此，你如何看？

    阿来：这是中国当下非常犬儒主义的社会现象，他们不敢批评别的群体，就批评作家，因为批评文学是最安全的，并且他们还可以表现他们的尖锐、正义感和道德感。我参加过一次研讨会，很多青年批评家大批茅盾文学奖，我发现很荒诞的是，他们骂得很重，但就是骂到评委为止。我当时就说，再过十年以后，你们今天的这些人，也主流了，这个奖项还会依然如故。现在现实得到了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难道他们评出来的东西，就挨骂很少，歌颂更多吗？

    我不看评论，写作能写到今天，自己该怎么写，要写什么，我已经很少受到外界影响，甚至不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很多人说我好，我也不会过于骄傲，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什么没有做成，至少到今天，我建立了自己的判断。说句不客气的话，批评家的表现，比作家还要差，甚至更差，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些更差的东西？难道我看评论了，我就能写出更好或者更坏的作品？这就像我们讨论社会问题时，不给社会开药方，搞批评的人也不要给我开药方。

    Q：阅读的娱乐化？A：中国文化在自取灭亡

    问：那你对《空山》的期望是怎样的？

    阿来：《空山》不太可能重现《尘埃落定》当时的畅销情景。下本书《格萨尔王》在题材本身有公众关注的看点，故事也会好看。当然，我不会为了读者的叫好而拼命写一个好看的作品，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这是我认为的文学的尊严。作家中，总要有人去坚持，我不是藐视公众，而是我相信其中存在的问题。在今天的消费时代，我们文学阅读愈来愈娱乐化，我们想要严肃的文学写作都像言情、惊悚、武侠小说一样，是不可能的，文学不应该就是为了消磨时间和娱乐，而是为了思考现实，受到美的熏陶。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当成是要迅速消费的信息，我们还没有学会把文化方面的不同东西分开来看它、要求它，这也是大家容易指责文学的症结之一。

    阅读的娱乐化，是消费时代带来的必然结果吗？其实不是，如果依此而论，欧美就没有了文学，但是，他们却在不断出大师，他们的小说难读死了，但为什么欧美的不少大作家依然位列畅销作家之列，保持着较大的影响？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文学当然我们尽量好看一些，但是好的文学，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第二，我们过去的文学中，没有娱乐，是不正常，但是，今天把所有文学娱乐化，是更不正常的。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都不是借口，如果真是借口，人家消费几百年的国家就没有文学了。我不知道其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可能极端点说，这是中国文化自取灭亡的方式吧。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