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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隆:就长篇小说《暗红》与董立勃对话

2008-05-28 12:34:23来源:上海作协     作者:

   

    徐大隆:我一直关注你的创作,《暗红》可以说是你继《白豆》系列长篇小说之后,不可多得的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你是怎么会想到以“暗红”两字为小说的冠名,是否有其特定的含义,就像画家的点睛之笔.

    董立勃:红色,对我们来说,从来就不只是一种颜色。我们太多的记忆都和红色相关。红领巾、红旗、红五星、红袖章、红灯笼等,可以说,没有一个词,会比红包含的内容更多。为了这个红色,许多人流过太多红红的血。只是不管这些血,是怎样的鲜,怎样的热,怎么的浓,只要流出了血管,它就会冷下来,就会暗下来。过去写小说,名字总是变来变去,往往要发表出版了,也定不下来。只有这个名字,还没有开始写,就定下来了。中间也曾试着换过几个名字,可都没有能换成,还是觉得《暗红》好。暗和红组合在一起,能给人太多的联想。当然,每个人经历不同,联想也会不一样。

    徐大隆:《暗红》故事跨越半个个世纪,剧情从抗日战争拉开序幕,经过内战、肃反、新中国成立、反右扩大化、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不难看出你在酝酿主题、塑造人物、设计情节等诸多方面一定是化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与你以往的激情写作最大的区别是把人物多桀的命运表现的更复杂化、人性化,为什么?

    董立勃:每个作家写的东西,都想一部与一部不一样,一部比一部好。这很难,往往做不到。做不到是一回事,做不做又是一回事。以往写小说,多是把历史切开,去写个一断面,去写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运。这部小说不同,试图做个突破。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让主人公历经时代风云。努力在展示历史真实的同时,表现出人性的复杂。火一样的革命,火一样的理想,每个人都怀着火一样的激情。似乎没有理由让我们经受磨难。但象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魔鬼,总是在和我们做对,让我们常常身不由已地遭遇悲剧。三个人男人,都是好男人,勇敢,讲义气,并都有些缺点。选择的道路,一开始也都一样,但经历与结局却完全不同。是偶然还是必然,似乎埋藏着一种秘密,让人猜不透。我没有想去破解它,只是想写出这种困惑。也许无情的历史的和多情的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

    徐大隆:《暗红》跌宕起伏的情节始终围绕人的命运,不管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男人还是女人,写出了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情和爱!有了情;周五可以放跑被视为叛逃头目的昔日难友,有了爱;护士尼梅、寡妇季琴、女孩郑青都曾不顾于周五迫害的牵连,义无返顾地真情爱着他,我想你是有意识地渲染爱是一种高尚的无价的灵魂碰撞。其中,最为震撼的是,女孩郑青曾是与周五即将定下终身,因意外突发事件最终成为别人妻子尼梅的女儿,她知道周五就是那个曾经让自己母亲爱过的“坏人”,却坦坦荡荡献出真情,你是否想借此来表达女性的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情怀。

    董立勃:严格说,这部小说里,没有坏人。男人不坏,女人当然更好。女人美丽,我以为,不完全是长相决定的。女人美丽,是因为她们更善良,更有人性,更有奉献精神。我的小说里,一直在写这样的女人。《暗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和我以往的小说没什么不同。如果说是什么不同,那就是这部小说里,女人成了配角。尽管她们不可缺少,可我真正想写的是男人的故事。而这以前,我的长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人。

    徐大隆:你擅长以西部为背景,勾勒出有地域特色、有风土人情、有悲喜交融的故事。我注意到在你的作品中,人物的刻画多以悲剧而结果,《暗红》就是代表作。你是否想以此给后人一个警示在悲剧中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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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立勃: 对这个世界,我的看法,总的来说是悲观的。什么事,都往坏处想,成了我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生活在西部,环境残酷,生存艰难。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极渺小,极无力无能。这种地方成长起来的作家,写起东西来,难免悲剧会写是多一些。至今我不喜欢喜剧,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写。所以我写的东西,向来缺少幽默。这不好,可没有办法。人没有完美的人,小说是人写出来的,当然也不会有完美的小说。缺点,有时就是个性。个性,有时就是局限性。局限性有时恰恰会形成某种特色。

    徐大隆:《暗红》是一部有着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长期的西域生活给你的创作打下了一个独特的创作源泉和财富。《暗红》看似在叙述一个有人性、有义气、有险恶、有忏悔有爱情的动人故事,然《暗红》的思想性要远远高于这些。《暗红》使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那些似曾相识的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暗红》的影子。

    董立勃:小说的样式不管怎么变化,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小说要写人,要写事。还有做到写出的人和事,虽然没有真的出现过发生过,但却象真的出现过发生过一样。陌生的熟悉,熟悉的陌生,不断触动读者的情绪,并得到了一种让身心激动的体验。一部小说,不管怎么写,写得是什么,只要能让人动心,动情,就是好小说。好小说,应该象一面镜子,不管谁去看它,都会看到自己身上一些平常怎么也看不到的东西。曾经有过一段日子,写小说,太看重技术,看重形式,看重叙述。结果走了弯路,写出的东西,没人喜欢看。后来,想法变了,明白了,小说的正道,大道,它的灵魂,还是现实主义。那些经典小说,不但要向它们致敬,更要向他们学习。但这种学习,要有自己的创新。至少在叙述方式上,要有自己的节奏,格调、韵味。我想,只要是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看了《暗红》,都会想起一些自己经历过的事,和身边一些人经历的事。《暗红》是一个不大的镜子。

    徐大隆:诸多评论家对《暗红》的高度赞赏和肯定,我想,除了《暗红》的思想性还在于作品的艺术性。我是花了一个多小时,一口气就把全文看完了。打破了我的阅读纪录。为什么?就是因为《暗红》好读、好看。相对文坛粗制滥造的那些长篇而论,《暗红》的语言质朴,人物鲜活,悬念叠出,爱恨交替打动了我。细细想来这部作品和你以往创作的《白豆》系列完全是另一种表现手法,你是否想刻意尝试改变一下突破自己的创作风格,让笔下的作品更贴近现实走进生活?

    董立勃:《暗红》是我一直想写的一部小说,让我把埋藏在心头的许多想法,基本上都表达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对政治,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态度,几乎通过这部小说全都得到了反映。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很看重它。写完了《暗红》后,竟有一种感觉,好象要写的全写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事实也是这样,写完《暗红》,差不有多有两年了,我几乎再没写什么。你说的很对,和《白豆》及其它小说比,《暗红》是有较大的不一样。它主人公不再是女人,而是男人,主题也不再是爱情。而是兄弟情,是义气。语言也在简洁中,少了些清新柔美,变得坚硬冷峻。

    徐大隆:除了《白豆》还喜欢《米香》后者我还曾经介绍给我的一个电影制作人朋友,拍成电影去国外参展。但我觉得《暗红》要比《米香》包容量大,丰富的多。你是否还有改编电影或电视剧的打算?

    董立勃:当然想,改成电视剧和电影了。也有影视公司和我联系过,但没有最后定。这个事,我说了不算。和我的关系也不大,我的任务是写小说,小说写出来了,任务也就完成了。

    徐大隆 :《暗红》结尾的部分章节还须商榷,市长的作为有些脸谱化,不是说生活中没有可能,而是不太合乎情理。为剧情周五可以死去,但不能这样个死法,要知道市长曾是周五一手打造的恩人、他却因所谓的无知竟出卖周五,还娶了身在逆境中周五的没过门的媳妇,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再怎么高尚的男人,我想是不会为这么一个在生活上不检点的市长去解决“问题”,更不要说还有用那把枪了结自己,他为郑青也应该活着,但死于意外,这样结果可能合理些。

    董立勃:如果说,这部小说唯一让我不踏实的,心里发虚的,就是这个结尾。就是这个结尾,花了去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一直在寻找,一直拿不定主意。周五一定还是为了朋友,为了兄弟的义气牺牲。怎么牺牲,什么一件事,可以让他去牺牲。是可以有多种安排的。我这样安排,很有可能考虑不周。只想着,让周五去死,为郑七去死。没有想到让周五死得再悲壮些,再伟大些。比如说,突然遇到什么天灾人祸,让周五去救郑七,把郑七救了,周五却死了。也许这样会更好些。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让周五自杀。在那么险恶的岁月,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周五都顽强地活着。偏偏过上好日子了,有了钱,还有了女人,他却不想活了。一般人不会这么做,可我觉得,周五会这么做,在什么都经历过后,他已经看破红尘。还有,他知道,他老了,对别人,对社会,他不能再做什么了,活下去,反而会是拖累。这个时候,去死,自己去死,我认为是了不起的。书里边写到了海明威,我认为,海明威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他的死。世界上许多伟大作家,都自己选择死的方式,这说明了什么。所以,我让周五这么去死,也表达了对一种死亡方式的敬意。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暗红》不是经典,要说它的不足,可能可以说出一百条。但我对它的喜欢,超过我以前写的任何一部小说。

  (实习编辑:马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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