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早

 
    这一年与“泡沫”有关。股票、房价、思想交锋、电视运动，等等。本版近期将推出一系列回顾文章，穿透影像与文字所构筑的精神幻象，梳理人文事件的是非曲直。希望借此让我们穿过这一年的泡沫本身，滤炼出思想领域的沉淀、本质、真相和启示。
　　第一期，从畅销书开始。

   我一向主张“热书冷读”，因此畅销书被我读到时，一般都在风头浪尖过去之后。反过来说，如果我读到的候，这些书仍然在榜上，在热卖，在盗版书摊上坚挺固守，它们应该可以称为真正的年度畅销书。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畅销书都值得在此讨论。诸如郭敬明、韩寒、饶雪漫、安妮宝贝……之所以不讨论这些作者作品，原因有二：（1）以上作者作品并非今年开始流行，他们的走红是十年为段落的文化现象；（2）用娱乐圈喜欢的分类方式，以上诸位作者都属于“偶像派”，分别受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拥戴，换句话说，不管他们写什么，都会有粉丝买账，而且出版业与唱片业近似，青少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最强最冲动，但这种畅销的文化含量甚微。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儿童书籍。且不说国内一红再红的郑渊洁杨红樱等等，单讲注定一出现就会雄冠全球销量排行榜的《哈利·波特》，即使此书的重大意义，有各路专家予以五花八门的阐述，就畅销本身而言，道理并不复杂。

  　以上诸例，适宜成为图书策划、推销学的经典案例，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关注的，是一些持久畅销，并引起较大争议，有可能影响社会精神生活，或反映精神生活流向的作品。根据以上原则，我遴选出四部书进行讨论，它们代表的，其实是四种不同的类型。
　　
　　抚慰心灵，分享荣耀

　　于丹这本书从年头热卖到年尾，关于她的争议也从未中辍。我从不赞成将问题提升到“中国文化存亡续绝”的高度来讨论这本书——从于丹紧接着推出《于丹〈庄子〉心得》及谈论昆曲的《游园惊梦》来看，她分明是一个掌握了传媒特性与大众心理的演说专家与通俗读本撰写者。我相信，只要观众需要，于丹可以讲述任何典籍，如同单田芳能够讲三国，也能讲曾国藩。

　　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读《于丹〈论语〉心得》，即她应用何种策略重新阐释孔子和《论语》，以及这种策略何以会取得如斯成功。很明显，于丹口中与笔下的孔子与《论语》是被平面化的，所谓“《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其实是“于丹告诉大家的《论语》，永远是最简单的”，简单到一句话，“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这句宗旨，经由于丹对《论语》辞句生拉活扯的通俗化阐释，不断地强化、强化、再强化。它呼应的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喜欢强调的自我心理调节方式：“知足者常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当个人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又无力改变时，调整自己的心理欲求无疑是唯一的出路。而今于丹进一步讲述“富人也有自己的苦恼”、“穷人不一定不如富人快乐”等道理，更加开出了一剂精神胜利的麻醉针。不能说这些布道没有它的功效，予受苦者暂时的抚慰与乐观，也是一种心理的疗救，但这种理论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则无疑助长着犬儒主义的风行，也遮蔽了社会不公造成的伤害。

    出于亲和力的考虑，于丹必须将孔子重塑成一位世故的、温和的长者，而《论语》也被去掉了所有的政治色彩与思想锐度，甚或连时代的意识限制也被刻意地重新定义。如著名的“女子小人难养论”，于丹故意将“小人”说成“小孩子”，旨在将孔子的形象进一步温和化、现代化。因为，只有将孔子和《论语》现代化，将之作为指导现代精神生活的“圣经”，才拥有完整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读者与于丹，实际达成了一种合谋，抚慰心灵的同时，还能分享经典的荣耀。

    于丹让《论语》的转身是如此轻灵，她仅仅抓住了“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现代休闲生活形式上的相似，便将孔子的“君子不器”解释为“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再变成“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儒道混一，兼顾现实，这样的解读，才最符合急功近利的现代人的要求。一切都似是而非，一切都为我所用，经典在当下，已非启蒙或批判的资源，而是健康生活的指南。人人皆可亲近经典，只需通过电视和于丹。

    这种现象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越多人知晓经典，喜欢经典，无论以何种方式，就越赋予了经典新生命，就越弘扬了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是提给知识分子自己的，不是提给于丹和她的读者们的。
　　
　　将历史拉入当下

   《明朝那些事儿》是从天涯论坛发迹的。有经验的人都晓得，网络阅读是多么飘忽无定，鼠标移动的急躁程度绝不亚于遥控器按键。网文，尤其是讲述历史的网文，要抓住读者的眼球，殊属不易。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明朝那些事儿》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现代”的叙述方式，用网民的话形容就是：“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鲜灵笔法”并不始自当年明月，黎东方当年讲断代史，用的是通俗白话，但涉及现实的并不多，记忆中比较出新的是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柏杨版资治通鉴》。小时候读到“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福康安”这样的词语，会觉得新鲜有趣，柏杨在一段史事后的感慨，如“中国人太少特立独行”之类，也会让人很佩服。但后来就读到对柏杨史书的一些批评，同时自己多读些了书，对这种嚼饭哺人的讲史方式颇感困惑，因为我那时已充分认识到语境的重要，那种简约化的对接，固然引人入胜，却也会示人歧途，让人忽略历史演变的细微处。而且我越来越相信，历史的本相，就在众多琐碎而杂乱的细节之中，一以贯之的历史，过度阐释的历史，虽然可惊可叹，但也予人靠不住的感觉。

   《易中天品三国》是同类著作，但更加不注重思想，更加强调与现实的勾连。易中天与《百家讲坛》的信念，大概与当年明月一致：“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我不反对“好看”，也不反对用自身的经验去理解历史人物与事件。可是，如此化约历史的“度”在哪里？在《易中天品三国》和《明朝那些事儿》的庞大销量前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对于读者而言，上述两书提供的是一条偷懒的道路，除了人名、年代和制度之外，历史基本上可以在自身的经验范围内得到一一对应与解释。没错，历史貌似是在不断重演，但历史如同Ｋ线图，已有的走势并不能预言未来的趋向。我个人的看法，理解历史的最佳途径是尽量回到历史，用翔实的史料、日常的细节与典型的事件，为自己构筑一幅当年的幻景，就像进入《金刚》里面的1930年代，连路人的脸型都截然不同。但是如今的取向不是这样，有许多人出手帮我们将历史拉入当下，让我们在笑谑与刺激之中轻松消费历史。

    这里的差异，是姿态的差异。好的讲史者，应该是“演古人给大家看”，真实是最高的要求，要演得须眉毕现，入木三分，又合情合理，就像胡金铨的《龙门客栈》，连风中都带着明朝的气味。如今的讲史者，则多半是“说古人给大家听”，完全站在观众的立场上，三家村夫子讲故事，虽不至于说皇后午觉睡醒叫“拿个柿饼来”，但也差得不远了。

    我自己也是“改写历史”的叙述者，当然知道要保持学理上的严肃完整，又要照顾可读性，是多么难的事儿。而且大多数读者依然更关心那些其实与他们无关的史事，深宫争斗，政坛风云，花边艳闻……这些事迹更便于投射自我形象，满足窥视欲望，也可以解释为何今年“明朝”会成为热点，大家津津乐道于“宫廷那点事儿”，而不关心去古未远、却已经断裂的老中国生活。

    消费故事，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只莫要将“故事”认作“历史”。实际上，从宋元“讲史”到近代说评书，都取“演古人”的姿态，虽有插科打诨，因为身份分明，不易淆乱，我倒觉得比而今的电视历史与网络历史，还强胜些。
　　
　　当然不仅仅是悬疑

    悬疑小说是最传统的类型小说之一。可是很多《鬼吹灯》的拥趸都不是悬疑小说的惯性读者。他们说，他们喜欢小说中的奇门遁甲、搬山卸岭一类的旧知识；他们说，他们迷恋叙事者源自红色年代的语式（为此还闹出了“抄袭”的传闻）；他们说，他们震撼于现实生活与灵奇玄幻的穿越……说这些话的人，往往不屑于书中的蜘蛛精、黑眼蛇、尸香魔芋之类的吓人怪物，“这跟电脑游戏里每关都要打的老怪有什么不同”？

    《鬼吹灯》遵循了畅销类型小说的写作模式：封闭空间的历险，同伴之间的互助与背叛，奇幻不可知的世界，步步为营的解谜过程。但与国外成功的类型小说相比，《鬼吹灯》上述方面的表现实在不算精彩，它的情节相当粗糙，知识表述支离破碎，杂乱无章，也根本无心对旅程、墓穴、深谷等等环境做细致的描摹——这或许是网络连载的特性决定的。作者甚至没有心机构思一个真正的大谜（像《哈利·波特》那样），而是匆匆地跳出来交待前因，用一个又一个小谜将情节努力向前推进。这样一部小说，本来应当存于网络亡于网络。

    由此可见，《鬼吹灯》空前的成功传播，由网上走到网下，变身年度畅销书，在于它整合了许多不同的资源，提供给不同类型读者以不同的想象空间。盗墓事业的神秘，当然会激发大多数人的好奇心，但成功的叙事语调与另类知识提供了更多的增值。

    与此相类的是麦家的《风声》。不一样的是它们的传播途径。麦家的《暗算》2003年出版后声息不大，借助电视剧的热播才进入畅销书的行列。而电视剧的拍法，恰恰是虚化“解密”的专业知识特质，而强调战争时期的紧张、惊险，从而夸大解密工作的迫切感、神秘感、纪律感，以及这种职业与日常生活的分裂与冲突。《风声》继承《暗算》对“杀人游戏”的钟爱与模仿，同样提供封闭空间中的猜测与博弈，甚至加入了前后颠覆的写法，以期翻出新意。可惜的是，《风声》仍未达到成功悬疑小说的精密程度，叙事中的漏洞时时可见，而对人性描画的深度甚至比不上《暗算》。这样看来，《风声》的热销或许只是借《暗算》之势的上位，无法增加作者的声誉。

    《鬼吹灯》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作品一部一部往下写，似乎无穷无尽，但桥段反复使用，审美疲劳指日可待。中国类型小说点滴积攒的人气与市场，也可能转眼之间挥霍一空。
　　
　　一切为了说服读者

    我于金融史是门外汉。但显然《货币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通俗金融史。在目睹这本书雄踞财经图书排行榜首位多周之后，某报书评版愤愤而无奈地将它列入“不读”的行列，评语是：“这个´悬疑小说´版金融史大片横空出世，让很多从不读悬疑小说的读者都开始揪心于金融史的´阴谋论´……愿金融史的读者老老实实去看金融史，愿读悬疑小说的读者继续去看悬疑小说。”

    《货币战争》对以罗斯柴尔德为中心的西方金融史做了重新提纲挈领的读解，其大刀阔斧包打天下的劲头，确实有几分像《达·芬奇密码》的圣杯传奇。有许多评论说《货币战争》的史料来自别有用心的抄袭与拼贴，但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对此是没有识别力的。《货币战争》没有《达·芬奇密码》悬疑惊险的外壳，却提供给外行读者另一种刺激——与其说它是财经版《达·芬奇密码》，我更同意将之称为文字版的《大国崛起》，其赤裸裸的“阴谋论”和民族主义观点，又让人想起久违的《中国可以说不》。

    《货币战争》明显不是单一作者（如当年明月和天下霸唱）的即兴之作，也不是于丹那样去政治化的经典再解读。相反，它动用了工作团队的集体力量，精心设计，谋划周详，用化约的历史线索与明快的结论、耸听的辞句不断刺激民族国家意识那根敏感的神经。

    公众对历史的复杂与暧昧缺乏耐心，尤其对那些过于专业化的分析——那需要“高等常识”才能理解。动物有保存记忆以确定行动方式的本能，人类更有回溯过往并宏观掌握历史的冲动，因此最受读者欢迎的理论，永远是简洁的，貌似解释力强大的。而强调现时的危机感，唤起读者自我保护的欲望，更是让他们对作者所言深信不疑的不二法门。《货币战争》精明地抓住了这一规律，它从纷繁复杂的金融史中抽取了鲜为人道的一条线索，一种观点，为倍感新鲜的读者树立了新的万恶之源——罗斯柴尔德家族，并让他们相信，中国正是这个恶魔下一个进攻的目标。一切语句都在为这种说服工作助威，问题是，你不可能不遗余力地推销一张无比简单的历史纲要表的同时，还能顾及历史知识的专业与谨慎。

    小时候被问过：“冬天还有冰棍卖，是因为有人买才有人卖，还是有人卖才有人买？”是啊，那些将经典平面化、将历史简约化、将知识碎片化的畅销书，是因为对读者有吸引力才畅销？还是因为畅销，才对读者构成吸引力？人性总是趋易避难，传播总是删繁就简，作者与评论者，时而交欢，时而反目，唯一的标准，是否就是那些暧昧难明的“读者”？如果仔细了解，会发现“读者”并非媒体呈现的那样单一，有时候阅读的单一，只是源于信息的单一——其它书籍，无论好坏，根本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阅读，原本是为了抵御人性深处的软弱与卑微，如今反转过来，阅读只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内心，理应软弱，理应卑微。

   (编辑：王冰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