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言：“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的，她是变成女人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同样，母亲也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女性身份与母亲身份的重构，是新文化运动伊始延续百年的重要话题，在当下社会依旧具有价值与活力。本期转载的中篇小说《北方密码》也在延续和丰富这一论题，作品以女儿“我”的视角，讲述了“我”与母亲李向南，以及母亲与外婆间的冲突与和解，通过三代女性，探讨了母亲身份与女性身份的矛盾割裂，及其引致的代际表达的错位与“弃儿”问题。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关于母爱，张爱玲是这样表述的。“自我牺牲”是母亲的本能，而追求女性自身价值也是一种理性的抉择，似乎无可厚非。李向南在生下女儿后，将“我”留在了最初的家中，几乎不管不问。对于李向南而言，无家可居成为燃眉之急，自我生存压倒了“自我牺牲”。将“我”留给奶奶，或许是更为理性的选择。李向南对“我”弃养式的安置一定程度上斩断了母女间的情感牵连，进而有了“我”对母亲的咆哮：“所有的雌性动物都无条件地爱自己下的崽，只有你不同，你不爱我。”这种对“贤妻良母”式的母亲形象的放逐，在姚鄂梅笔下时常出现。《围猎现场》中母亲因为嫌弃女儿智商低下，将女儿丢给了舅舅；《桃之夭夭》里，“我”也被母亲扔给了姑姑。对于男性而言，做父亲和做男人没有太大冲突，事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父亲的成功，父亲是一种榜样、一个形象、一串符码的存在。但女性和母亲却是两条轨道，女性意识的觉醒要求女性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事业的成功，这个核心是自我、自由的追求。但母亲的核心是自我牺牲与责任，于是很多女性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选择了做母亲，在成为母亲之后，才意识到两者的断裂和矛盾。李向南在无法兼顾两者之时，选择了先追求自我的生存与生活。
母亲身份与女性主体身份构成了天平的两端，作家在这两边不断寻找平衡的砝码。如果说《北方密码》是女性主体身份压倒了母亲身份，那么《桃之夭夭》中则是母亲身份的无限放大，女性主体卑微到了尘埃里。姑姑为了儿子可以切断手指，甚至出卖子宫，替他人生孩子赚钱。姚鄂梅在《桃之夭夭》中将女性的苦痛进行了可视化呈现，姑姑每受一次伤，伤口处便会有桃胶式的痕迹出现。而“我”作为姑姑家庭的旁观者，发出了对这种自我牺牲的质疑：“一个女人生下孩子后，真的要把自己化成泥土去当他的肥料吗？”最后儿子的死亡，姑父的中风，似乎给出了答案。无论是《北方密码》还是《桃之夭夭》，姚鄂梅都在探寻代际间母爱的表达方式，《北方密码》中女儿认为母亲不爱自己；《桃之夭夭》里儿子同样不认可母亲的爱，认为母亲是没有尊严地活着。《恋爱中的树懒》中母亲更是以爱之名控制女儿，导致女儿自杀。一方面，这是代际之间表达的错位，由于母亲与女儿所处环境，以及个体生命经验的不同，母亲往往将她们认为的“好”加诸于儿女身上。另一方面，当母亲自我价值难以实现之时，便通过“母亲”身份将未完成的自我实现下沉到子女身上，“李向南”这个名字就是其母亲未竟的梦想的代名词，女儿成为她自我实现的工具。
这种代际表达的错位，不仅是爱的无法理解，还有母女之间的同性嫉妒，同性嫉妒的书写也常见于女性作家笔下。《北方密码》里“我”嫉妒母亲比我过得好，夫妻之间更为和谐。还有王安忆《长恨歌》里母女对才貌的攀比，张爱玲《金锁记》中七巧对长安爱情的嫉妒与破坏等等。这种母女间的嫉妒，或许来源于更深层的成为弱势者的恐惧，李向南总是处于被“限期搬走”的弱势者地位，被女儿视为“不想成为的人”，并时时恐惧自己步母亲后尘。母女之间的理解链条因为男性文化的规训而中断，母亲比“我”过得更好的事实，进一步导致了母女关系的恶化。
女性身份的割裂，除了导致代际矛盾与表达的错位外，也进一步引致了“弃儿”问题的产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萧红就写下了更为惨绝的短篇《弃儿》：“墙壁这边地板上倒着妈妈的身体。那边的孩子在哭着妈妈，只隔一道墙壁，母子之情就永久相隔了。”母亲在孩子与事业间选择了后者，永久地抛弃了孩子。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弃儿”心理成为她一生都无法疗愈的创伤，因此“恶母”形象时时出现在她的文本中。“弃儿”问题草蛇灰线地隐现在百年来女性觉醒与身份矛盾的历史中。《北方密码》里，“我”是无父无母的成长：“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我是个没有妈妈的人了。我看起来似乎有妈妈，但她并不仅仅是我的妈妈……我也没有爸爸……我们就像一对年龄有点悬殊的兄妹，奶奶就是我们的妈妈。”在姚鄂梅的书写中，男性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也由此将男性排除在外，集中于母女之间的探讨。自卑、孤绝与被抛弃感成为女儿童年的底色，继而对自我产生怀疑与厌恶，甚至自杀未遂。姚鄂梅以孩童视角，书写了黑暗的“弃儿”世界。和《桃之夭夭》一样，“我”额头上的“一片乌云”是心灵痛苦与“弃儿创伤”在身体上的铭写。“我”逃离“弃儿”状态的方式，便是去除“乌云”，隐藏“北方密码”——剥离过去身份，以新的面貌重生。而虚浮的平和背后，是“我”对母亲深埋在心的恨意，母女之间的相互折磨。
也正是因为“我”对母亲的恨，导致了“我”“无意识”中将母亲推下西湖。由于愧疚，“我”开始了对母亲的“寻找”，回到了母亲的“北方”。在这里，“我”理解了“母爱”，寻找母亲的过程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北方密码”是外婆放在母亲床上的那九十一双没卖出去的鞋，是外婆在远方对母亲的爱。外婆用母亲看不到的方式爱着母亲，母亲也以“我”不理解的方式支持着“我”。“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生存的尊严，母亲和女儿作为人亦同样平等，延续了几千年母爱的无常牺牲，已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牺牲意味着死亡，而死亡只能带来虚无却无法创造幸福。”（张抗抗《情爱画廊》）或许是因为人性的悲悯，或许是作家自身对“母亲”的理解，姚鄂梅最后用虚幻性的方式达到了母女之间的和解。作家通过对不同的母女关系的书写，试图寻找到让天平平衡的方式。《桃之夭夭》里阳阳车祸身亡，《恋爱中的树懒》里女儿与母亲的先后离世，《北方密码》中母亲的死亡等等，似乎都以死亡的疼痛为契机，才能让已然失衡的天平得以重新校正。小说中的死亡给现实以震慑，让人反思现实中达到平衡的可能——或许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女儿意识到母亲成为母亲之前，是女性主体。母亲认识到女儿成为女儿之时，同样也是独立的人。以此为基点，才有可能在羁绊中以善意为底，先成为自己，再成为母亲。荡开一笔，母亲与女性身份的平衡，离不开男性的理解与支持。毕竟，有些好，妈妈做得到，但世上不该只有妈妈好。
“母亲向女儿，女儿向母亲，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上野千鹤子《厌女》）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