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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义忠:现在的艺术品都太冷冰冰

2015-09-21 14:22:54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在艺术摄影、观念摄影盛行的今天,阮义忠更喜欢“有温度”的摄影作品,希望自己在观赏的同时被感动、被温暖,从而体会艺术家在创作现场的情感流露。




  采访者:朱绍杰


  受访者:阮义忠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台湾摄影师阮义忠的一系列举动,包括编著《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书以及创办《摄影家》杂志,使得中国当代摄影接受了一次大规模的西方当代摄影洗礼。阮义忠也因此被奉为“摄影教父”,画家陈丹青更将其称作“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布道者”。


  从摄影家到摄影杂志出版人,从台湾到大陆,阮义忠一直在寻找更宽广的土地播撒摄影人文精神。自2013年以来,他陆续在大陆开设了十四个摄影工作坊,用小班制、私塾式等教学手段,将摄影技艺手把手地传递给各地学生,当然也包括他的粉丝们。


  近日,《阮义忠摄影工作坊&广州美术学院摄影专业联展》在广州开幕,展出众多“阮家班子弟”的摄影作品,同时也促成一次摄影领域体制内外的研讨与切磋。


  阮义忠,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洞察力,专注地用镜头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


  在艺术摄影、观念摄影盛行的今天,阮义忠更喜欢“有温度”的摄影作品,希望自己在观赏的同时被感动、被温暖,从而体会艺术家在创作现场的情感流露。不跟流行,喜欢听海顿,他总是对那些主流边缘的被忽略、被低估的艺术家和艺术品格外感兴趣。


  阮义忠讲了一个故事。工作坊台北站除了教室、暗房,还辟出一个影像空间,专门提供给摄影新人举办首次个展。去年有位学员从武汉来,在布展现场问他:“老师,您看这个展览会不会有实际效果?”


  阮义忠回答:“没有。而且你的第二个、第三个展览也不会有太大反响。可是,不迈出第一步,就永远没有第二步。只要努力不懈地往前走,当你跨到第十步时回头看,就会发现,之前的每一步都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这位学生却是幸运的。阮义忠说,展览开幕不久后,该学生的作品就被一家韩国画廊看中,悉数收藏,并将在韩国展出,他的艺术之旅迈出了第一步。


  围绕这众多摄影背后的观念和故事,阮义忠先生在广州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1我的摄影生涯和教学分不开


  “在展览现场,我贴了一个公告,开始暗房工作室的招生”


  我的摄影生涯和教学分不开


  记者:您的摄影家身份众所周知,但您是怎样开始从事摄影教育工作的?


  阮义忠:基本上,除了创作之外,我的摄影生涯和教学是分不开的。我本来只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做了一些台湾农村题材的记录,以游记的形式在《家庭月刊》连载。后来一些报道文章就被电视公司看上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电视节目。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的收视率很好,知名度也很大。


  电视很成功,可是我拍照的热情却一天天降低了。以前我拍照都是因为感动,感动的瞬间就是我创作的同步,所以带给我丰富的生活内容。可是做了电视之后,我看待周围的事物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心,与之互动了。我是用一种比较现实的眼光,看到东西先想到的,是可以变成我电视节目的哪一部分,要多长。所以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再看就没有以前的热情了。我很担心,所以五六年后,我就辞职了。


  但是辞职后也要过日子,我就想,以我的专业,可以来教人家一些暗房的手艺。一开始,我成立工作室还不敢叫摄影工作室,叫暗房工作室。我觉得一个人不论拍照是什么走向,都一定要熟悉暗房操作。当时,我被认为是暗房操作最为严谨的一位摄影家,所以我想,我如果成立一个暗房工作室专门教别人技术部分的内容,应该不成问题。


  那个时候我正在准备《人与土地》的展览,把我十三年来在台湾乡间拍下的最好的作品,组成一个人生老病死的过程。在展览现场,我贴了一个公告,开始暗房工作室的招生。没有想到,前来面试的人很多,我就要筛选,进行面谈。我不想开大班,想做小班制,一次大概八个人左右。为什么八个人呢?因为我家的暗房只能容纳八台放大机,加上我,刚刚好坐得下,再多一个都不方便。


  记者:这样您自然就开始当老师了。


  阮义忠:后来机缘巧合,2013年我到杭州开了大陆的第一班,没想到现在已经开了十四班。为此我不得不赶快从台北艺术大学辞职。前面的几个月,我还请假,请我的学生代课。学校也不让我辞,让我挂名在那里。但我觉得要留给年轻人机会,所以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大学的职位,心无旁骛地在大陆开工作坊。


  记者:您的工作坊在全国有十四个站,学生上百人。不同学生的摄影风格,他们所面对的对象、景观差异非常大。您是如何给他们指导的?


  阮义忠:第一个,我在教摄影时并不只是教技术,而是非常强调,我们拍照不要只看影像上的张力,要把现实转化成二维的视觉上的线条、构造。我更希望他们从自己的潜能出发,发现自己的特别所在。什么最能感动你,怎么样的方式表现味道最足,就顺着自己的感觉走,是最好的。


  我鼓励他们把潜能表现出来,不要顾虑别人是不是看得懂。


  记者:在数码摄影的时代,您还会给他们讲授传统的暗房技术吗?


  阮义忠:虽然有些人学过之后不一定会再进行暗房操作,但通过这样让他们回到摄影的根本、认识摄影的根本。所以我还会教学员很实际的暗房操作。


  暗房技术不像现代的数码摄影,拍了马上就能看到结果。它拍了还要冲洗、放大,每张照片都要经过显影、定影等程序,影像的诞生就像生命的诞生一样,要光学和化学的变化,要处理得当,才会健康有力量。这样做,你会觉得摄影是在拍照现场受到生命的感动。拍照人和他要记录的对象,两个陌生人让生命叠在一块,才会诞生一张照片,这种人文精神慢慢他们都会有体会。


  2鼓励“没有信心”的摄影师


  “我无论处在任何时代都会扮演同样的角色”


  鼓励“没有信心”的摄影师


  记者:您的杂志和著作一度带给大陆摄影家们重大的启发,提供他们所看不到的东西。您觉得这与您所处的时代有关系吗?


  阮义忠:我想我无论处在任何时代都会扮演同样的角色的,只是我那个时代刚好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台。


  我处在资讯不是很发达的台湾小岛上,开始拍照是个意外。可是我做什么事情都会一头栽进去。我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想了解别人是怎么拍的。我不只是想要了解我周遭的事情,更想了解动人作品背后的摄影家,他们内心在想什么、经验是什么、受到过什么启发,包括他们的奋斗过程,等等。


  我就开始大量地去搜集资料,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找这些资料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订的书拿到后是英文我又看不懂,要找我太太帮忙。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觉得我知道了那么多,应该让别人也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表出来。


  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刊物叫《雄狮美术》,我发在上面的第一篇文章就非常叫座,几乎是《雄狮美术》最叫座的文章,我写的比之前登的那些绘画理论更加亲切。接下来,我的专栏被评为那本书刊里最受欢迎的栏目,后来就出书了。我的读者一下子就变成了海峡两岸三地的华人,包括在大陆美术界、纽约街头等,我后来又出了《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等书。


  记者:您后来所办的《摄影家》杂志,也对中国“新摄影”的发展影响巨大。


  阮义忠:后来我办摄影杂志,让所有作品登在杂志上的摄影家们都觉得被尊重地呈现了。我是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被那样尊重过。我们的杂志在摄影上是做出过贡献的,一度在纽约的曼哈顿街头都可以买到我们的杂志。这也是因为摄影才有办法做到,因为文字比较少,比较好翻译。我们做的如果是文学作品,就不可能这样了。


  我们在中国摄影发展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我们出过《中国摄影专号》,把当时不为人知的安哥、肖全等人的作品做成一期内容,《中国新摄影》更是把洪磊、蒋志、邱志杰、王劲松等几个人变成了我们的杂志内容。他们目前都已经是中国摄影的大腕了,但当时被我们推介的时候,他们是很没有信心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在三十年前就干的活了,所以说我有机会参与了中国摄影和中国新摄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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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让摄影稍微转个弯


  “我一向对被低估的、忽略的、遗忘的事情感兴趣”


  让摄影稍微转个弯


  记者:大家把您称作一个时代发展的“转译者”,您认同这个角色吗?


  阮义忠:就算我不在,别人也会扮演这个角色。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人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参与,而使某个方向稍微转个弯。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以台湾这么个小岛能在华人摄影界扮演这样的角色,何其有幸!


  事实上,我没有去做判断和评估。我从来不跟流行,现在在流行的我完全不跟从,反而会躲开。很多人都在做的,不少我一个。比如现在大家都关心观念摄影、艺术摄影,可是我觉得要在大家都不关心的时候做才有意思。我一向对被低估的、忽略的、遗忘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记者:所以这也是您的杂志推荐中国“新摄影”的原因?


  阮义忠:对,由于有这个特点,当时我们选择写进杂志的人物,在中国内地的摄影活动中并不是主流。他们是边缘人物,主流还是那些摄影协会的东西。可是从以前到现在,我很少关心那些在台面上主流的摄影家们。我们只需等时间去证明。你判断的人如果好,自然会起来,只是你及早地肯定他,给他定了高度,那他就有信心了,自然就会更努力了。


  4现在的艺术品都太冷冰冰


  “想从艺术品当中感受到温度,也许我是老派的人”


  现在的艺术品都太冷冰冰


  记者:现在流行观念摄影,摄影越来越有走向观念艺术的趋向。您会不会觉得今天好的作品、好的摄影家越来越少?


  阮义忠:不会,他们只是没有展出的机会。不像观念摄影,有那么多被展览的机会。现在很多美术馆也比较倾向于找新锐作品,就是定了策展主题后才去挑摄影家,展出的并不是艺术家想拍的,或者是他们觉得拍得好的,都是策展人的观念在主导。


  记者:所以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展览的品质首先要看的是什么?


  阮义忠:作品本身,我才不管你题目多好。我没办法走进现在的一些大展览,有时觉得失望。看展览,我想从艺术品当中感受到温度,但现在的艺术品都太冷冰冰了。大家都讲求“酷”,似乎情感的自然流露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希望被艺术品感动,自己的心被温暖得更热一些。也许我是老派的人吧。


  记者:今天生成图像变得越来越便捷了,以至于陈丹青觉得绘画的时代会因此而结束,摄影也会面临类似困境吗?


  阮义忠:我想不会,这是态度的问题,如果用数码的人能回到以前那种传统的态度就好了。我们以前想拍一张成功的照片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技术和机器还没有很成熟之前,有一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必要。


  我一开始什么都是要自己手动,焦距光圈都要自己动,快门速度要自己控制,没有测光表,还要从很多失败当中累积经验。每一次都要非常认真,如果这一张按下去错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用传统胶片摄影的态度来使用数码摄影是可行的。要想着按一次快门就需要材料费,我们不得不珍惜每一次按快门的机会。我现在拍数码也是按第一张就不按第二张,不会想着多拍几张比较可靠。如果大家都是随便拍,你和对象之间,就没有了真正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共鸣了。这也涉及最根本的问题,一个人只有懂得惜物才会惜情,不会惜情就不会珍惜影像和记录主题。


  5发微博没有比数码更好的工具


  “那不只是糖水的甜而已,它还是有滋有味的”


  发微博没有比数码更好的工具


  记者:您近两年还有创作吗?


  阮义忠:其实我近两年把微博当作创作,我会很认真地整理微博拍的照片,当成新的创作。我的微博已经出了两本书了。回过头来看,那些微博的照片是真正反映出我的生活空间的,包括我每天看到的、一天一天重复的日子,记录着每天除了睡觉之外的感动,和外界有吸引力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糖水”的,可是那不只是糖水的甜而已,它还是有滋有味的。


  除了甜之外,一个人只要心安静、很愉快的时候,他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的。我写微博的时间不长,我是在微博的巅峰时写的,一直到衰落。那些照片我也打算过滤一下出一个摄影集。那些照片是通过数码相机拍摄的。


  记者:其实您不抗拒数码摄影?


  阮义忠:发微博没有比数码更好的工具,但是我进暗房的时间更久。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大多是以台湾题材为主,而近期您主要展出拍摄自亚美尼亚的作品,感觉和之前拍台湾本土有何不同?


  阮义忠:我去亚美尼亚,和音乐、和我父亲生病有关。当时我心情不好,刚好买到了亚美尼亚的一张CD,一听完全被电到了,我决定一定要去亚美尼亚。那首歌是在为民族做祈祷,而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整个心都在为我父亲做祈祷,亚美尼亚的命运与那一瞬间我对父亲的感觉叠合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要去亚美尼亚是很困难的。1997年,我虽然只去了一个礼拜,可是我所感受到的却是,无论再苦物质再缺少,亚美尼亚每一个人都是精神贵族,他们活得非常有尊严非常优雅。他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凄惨的民族,被邻国一直包围,处于战争中,可是没有人绝望。他们觉得再苦都熬得过去,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相信2001年的时候上帝会再来一次,之后一切都会有好转。


  亚美尼亚的展览本来是想在2001年做的,却直到今天才办成。我整理好了亚美尼亚的这部分作品后,给学生看,大家都很感兴趣。从今年七月起,在成都、大理、台湾展出,反响都很好。这给了我信心,开始想把国外的摄影作品整理好出画册和办展览,目前的计划是展出土耳其和日本的。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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