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王江
受访者：李媚
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评选结果最近成为了摄影圈热议的话题，这个由纪念侯登科先生而设立的民间摄影奖项，它两年一次的评选总会引起关于中国纪实摄影风向性变化的讨论。当下，在摄影创作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纪实摄影？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价值核心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王江专访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评委李媚女士。
知名摄影评论家李媚是侯登科的生前好友，而创办一个发掘与资助性质的纪实摄影奖也正是李媚和于德水在侯登科生前对他许下的郑重承诺。曾经担任《现代摄影》主编的李媚，目睹了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与流变，在当下的语境里如何解读纪实摄影李媚会有怎样的见解呢？以下的对话将为您揭晓答案。
王江：纪实摄影在今天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你们那一代人里特别强调的人文关怀精神是不是越来越少见了？你对这样的改变怎么看呢？
李媚：我们这批人严格地说起来都没有被关怀过。
王江：你们那一代人的纪实摄影对个体的关怀是否针对的是以集体主义为背景的摄影样式？
李媚：过去对个人的抹杀和无视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期的纪实摄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而且在那时我们没有什么资源，能抓住任何一点外面的信息与资源的时候，就会马上拿来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这里边当然是会有很大问题的。
王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八、九十年代我们所谓的“传统纪实摄影”样式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着于信息的闭塞。是否可以说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拾起来的是美国在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摄影方式？
李媚：即使拾起来也非常不完全。
王江：以李-弗雷德兰德（Lee Friedlander）为代表的“新纪实摄影”是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发端的是吗？
李媚：“新纪实摄影”是六十年代以后，从戴安-阿勃斯那些展览开始，应该是六十年代。
王江：所谓的“新纪实摄影”这种样式在近些年才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是不是我们跟西方一直差了一个节奏呢？
李媚：我有时候感觉艺术和文化的发展，真的很难用简单的落后和先进来评价。我们还是要站在整个历史背景当中，我觉得评价它落后和先进不如去分析它形成的原因、生存的环境与土壤，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更重要一点。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不会很轻易地去肯定或者否定一个，不会很轻易地做出判断。
王江：我个人有一种感觉，两年评选一次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几乎有点追不上中国摄影的发展与变化，现在在中国几乎半年、一年的就会出现新的摄影样式。
李媚：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有一种恒定的价值观在里边，这种恒定的东西和外界生态的变化没有关系。不管外界怎么变，这种核心、恒定的价值观是在的。
王江：你所理解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李媚：它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道义与公义，人类良知，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记录，这些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
王江：你有没有感觉现在的新一代摄影师的创作不仅样式变了，连你刚才提到的核心精神也变了？
李媚：很难讲，我之前梳理2009年以后的中国摄影，看下来以后我有种感觉，就是2009年以后的中国变化是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激烈，人心变得越来越离谱，我们的安全感越来越弱，但是这种情况下反而我们的摄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记录越来越少了，总体上感觉有一种心灰意冷与绝望的情绪。在这种状况下一些摄影师开始进入内心，但是很多人的作品呈现了一种同质化倾向，就是有点迷离，有点个人情绪，色彩上很暧昧，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东西非常多，就是骆丹的《318国道》和《北方南方》的那种图式与色彩出现以后，同类型的就越来越多起来。
王江：其实某一种样式里边可能只有很少数的拔尖者，多数只是跟风的。
李媚：也许吧。还有景观摄影也成为一种普遍的样式，实际上我看到真正的介入中国现实的，呈现和记录矛盾冲突的东西真的很少，也许是现在年轻人的方式不一样，这个问题我也不能随便地下结论，我想可能是不是年轻人有年轻人们的方式，不一定像我们那代人一样一定要持有很尖锐、很鲜明的批判态度或者怎么样，也许是这新一代的人介入社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公民的影像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干预与介入是越来越普遍的，比如“大表哥”事件、城管打人事件的拍摄，那绝对是图像在起作用，似乎这种直指社会现实的功能都交给公民去做了，艺术家只做艺术家的事情。
王江：好像艺术家与社会割裂开了，大概有些艺术家觉得这种社会矛盾与我何干。
李媚：问题在于也很难看到艺术家作品中反映出内心的痛苦、灵魂的挣扎。反正我这个人是一个很传统的老土，我是接受传统文化过来的人，我觉得历朝历代艺术家们的内心都是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的，是有痛感的，就是一直有很深沉的痛感与关切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痛感似乎都没有了。
王江：年轻人看不到真正有痛感的东西了。
李媚：他们看到的也不能说是风花雪月，就是一种很飘忽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普遍的社会情绪，大家心灰意冷干脆自言自语算了。
王江：而且大家现在好像越来越不愿意用影像来叙事了，就是不愿意用图片来讲一个故事。
李媚：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如何好好地用图片讲故事大家就都不讲了。
王江：让人们重新认识影像的叙事功能也是你们坚持做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一个目的吗？
李媚：我在鲁迅美院摄影系上了十几年的课，真的发现很多人都认为用影像讲故事是很低级的事情，我上课的过程中发现很少有人可以把故事讲好，就是不会用影像叙事，多数人都是搞点情绪的、虚无的东西，这个几乎每个人都会。
王江：说到教学我想到影像叙事能力上的缺失是不是与相关学术支持的缺乏有关系？就是没人去教会大家如何影像叙事。
李媚：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做学术呢？
王江：你们就可以做啊？以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为契机让大家重新拾起影像叙事。
李媚：我在鲁美摄影系上课就是教这方面的，因为带学生所以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些。你看这次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还是有很多人依旧用这种方式拍照的。他们关心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这部分人好多是在大家视野之外的。所以我在这次170多位投稿者中提名了40多人，应该是提名最多的。我觉得不管最终入不入围提名就是对大家的一种鼓励，那些仍在关心现实问题的人我觉得是重要的。[NextPage]
王江：也就是说让侯登科奖成为一个平台让这些默默无闻工作的人有机会走出来。
李媚：对，我觉得侯登科奖真的是有意义的，现在是第四届了，明显的一届比一届参加的人多，而且一届比一届的陌生面孔多，尤其是这一届，70后的人是占比较多的份额，然后是80后，也有90，他们的存在代表了这种类型摄影还有延续性。还有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是有门槛的，提交的项目必须是提交者已经为此工作了一年以上的，这个门槛的重要性在于在当下这么浮躁的社会里边，有时候一拍脑门想出一个主意，很快的几个月就成了明星摄影师，这种事情现在有很多。但是侯登科奖不是，侯登科奖是需要磨时间的，无论如何你需要一个硬性的、物理的时间规定，我们有这么一个界限设置在这里，就是排除了那种很急功近利的方式。所以我们不是评作品的，我们评的是项目，强调项目的重要性。
王江：对，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可能有人一个项目做两三年就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走了。
李媚：缺少营养环境，这也是一个问题。
王江：感觉这些年对纪实摄影的宣讲也不太够，很多想从事这种摄影方式的人不知从何下手。
李媚：我突然想到，纪实摄影走下坡路是不是和2006年那次专家见面会有关系？那次见面会以后很多纪实摄影师大受挫伤，很多人觉得这种方式是完全跟国际不接轨的。甚至有的人在那次见面会之后公开提出“告别纪实摄影”
王江：不过从国际当代摄影的大环境看，多数也是偏观念偏摆拍或者是以现成图像组织作品为主流了，直接摄影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像个稀罕物了。
李媚：对纪实摄影也是逐渐走向多媒体的方式了。
王江：你觉得现在年轻摄影师选择题材还那么重要吗？像过去侯登科他们那一代人会选择的麦客、四方城、黄河等等，就是会把自己限定在一个大概的题材范围内，但是好像现在年轻一代摄影师比较少这么做了。
李媚：我不是觉得是题材的问题，像是一个目标，你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你愿意自己把自己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这可能才是重要的，题材肯定是基于这个之上，是你的一些阶段性的东西。
王江：过去大家一说起纪实摄影给人感觉仿佛就是“老少边穷”摄影的代名词，那时期经常可以看到的作品标题就是“最后的XXX”，但是现在越来越少有人这样做了。
李媚：挽歌、遗照式的摄影方式永远还是有的，因为确实有些东西消失了就没有了，你看李江树在北京进行名人故居的考察，现在有谁再去做？李江树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倒不是说他找到了一个什么题材，最重要的还是他后面的那种文化态度。
以前为什么大家对于苦难的这种东西那么关注？那是因为首先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是没有对这个关注的或是说不准关注的。还有是不是可以说没有苦难就没有艺术，没有挣扎就没有艺术？上帝说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就是这种罪性带来了世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冲突你的精神之花就很难开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王江：那今天的摄影师不再找寻这种苦难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遗憾？
李媚：谈不上遗憾，你想想上帝创造了这么大的世界，我们的遗憾算什么？大得过这个世界吗？
王江：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李媚：肯定是这样。其实那些摄影也不该看做是“老少边穷”摄影，只是说你如果突然去到一个贫困的地方，你把自己放置在里边，忽然觉得你在那里和某人或者某块土地相遇了，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你愿意把它记录下来，这是很好的事情，愿意为你的经历或者灵魂上的某种触动和改变去拍照这是非常好的。
王江：就是将个体的体验大而化之。
李媚：我强调一定要有个人体验，一定要和你有关系，一定要和你内里深处的东西有关系，这一点东西太重要了。
王江：不管你选择什么题材选择什么方式去拍。
李媚：对的，现在很多东西让人看了一点不感动，觉得只是一个创意而已，就是缺少这种个人的内心体验。
王江：好的谢谢！
（实习编辑：刘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