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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汉语诗歌的传统，那就是通过古典诗歌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诗歌的“清澈感”。清澈到让你一眼看到水底，让你洞穿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清澈到向你荡漾，为什么有的诗就是比另一些出色。清澈地把对仗给你、把韵律给你，波光粼粼，甚至把诗人写作时的苦心昭示给你。规则是那样简单明确，却闪着银光。过程是那样理性，点滴之间，波动推击了诗人的灵感。也正是这清澈的诱惑，才让桀骜的诗人遵从标准与语言合流。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融汇不同的风格，海纳百川，才能终获纵横的气象。上善若水，而“在水面上写字的人只能化身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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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如果把“克”解释为克制，那怎么理解“克明峻德”呢？克在这里是指能够的意思。不要认为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就感到骄傲了，君子泰而不骄，骄傲总与悲伤同行。很多汉字的意思和用法，早已因时代而变迁，这反而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礼者，理也。理的本意是雕琢玉石，引申为让事物有条例，有秩序。诗歌便是语言的最高秩序，所以古诗是那样的条理清晰。玉不琢，不成器。天资聪慧，不经锻炼也不能成材，这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说。玉在山中，而仁者乐山。君子喜悦的不是山的风光，而是山的象征，因为君子怀刑。所以古诗才这样执着于形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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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渊死了，孔子说：天丧予。而墨子对于天的表述是，以天为法。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华夏文明是一种崇拜天空的文明。疆域被叫做天下，帝王被称为天子。动听的音乐被称为天籁，个人的奋斗也被称为天命。人们甚至仿照天象发明了周易。可是曾几何时，汉诗中的天空不再带有华夏天空的意象了。人们开始去西藏看天，被藏人对天的虔诚感动。诗中的天空变成了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而仰望星空也要去哈尔盖了。天空并非一无所有，那种安慰早被2500年前的中国哲学家讨论过。甚至中国5000年的文明都与天有关系。其实就在山西的陶寺，已发掘出了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天文观象台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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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先把自己的文明摧毁了，忘光了，再去西方找传统，再去异域观风情。你可以看到华夏文明断裂的多么严重。如果你在青海，你会想到杜甫的诗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如果你有一点传统的熏陶，当你抬头看到星空的时候，你应该想到被称为“太一”的北极星。在华夏的神话中，是它创造了一切，所以圣人要“抱一”。面对这些你会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吗？先忘记中国的神话，再去找西方的宗教？任何一个遗忘了自己传统的民族，必定是愚昧的。而一个诗人的愚昧近乎于可悲！如果海子看到天空，想到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一定不会死。人们对海子关注出于善意，而非他作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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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为什么要说新诗是一种失败。其实季羡林的这一观点，也直接否定了他半生的挚友臧克家。也否定了他的写新诗的两位老师，俞平伯和朱自清。当然他的另两位老师，吴宓与陈寅恪都是学衡派主力，都是写新格律诗的。暂放下季羡林传奇的生涯不谈。他精通12种语言，让我们想像一下他可能看到了什么，在一条长长的桌子上，放上英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法语的罗兰之歌，意大利语的神曲，希腊语的荷马史诗，德语的浮士德，俄语的伊戈尔远征记，美国的草叶集，希伯来语的圣经诗歌，阿拉伯语的穆海勒希勒诗选，埃及语的亡灵书，当然还有季羡林曾翻译的印度语的罗摩衍那，或者把图书馆里所有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或一种语言的诗歌全部铺开在这张桌上。你能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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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个国家的文学，而是一个个文明的形式，和一座座民族的精神的丰碑。你甚至不需要看懂它们的文字，只是看看它们的样子，你可能就领悟了他们的国家的文明和历史。当你在这张桌子上突然地看到汉语的李白和杜甫的古诗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就是华夏文明的形式，这就是华夏人不屈的精神的象征。他是那样的独特，显示出了一种非凡的傲立于世界的姿态，他无愧于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他构成了一种美，一种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学特有的美。季羡林的老师朱光潜就是美学家，所以季羡林总强调一种东方的美学。而你把一本中国新诗诗选也放在这张桌子上，你认为它能代表华夏文明吗？它能代表新的华夏的精神吗？是的，当代汉诗也就是新诗，如果可以像古诗那样展现汉语特有的魅力，并给世界文明做出贡献。那么它就是成功的。否则它就失败了！很多指责季羡林的当代的诗人，都只是在中国的山坳里谈问题的，没有把视野扩展到全球的世界文明的范围中。但坐在这张长长的桌子尽头的季羡林，他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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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新诗如何像古诗那样展现汉语特有的魅力。这就是汉语诗人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我们已经能平静的谈论1919 -1949年的诗歌史，也可以比较调侃的探讨1949-1979年的文学历程。但是怎么总结1979-2009这30年呢。只有归纳历史，找出不足，才能找到走向下一步的路。我把这30年的诗歌写作称为“当代写作”，特点是有发展无创新，有借鉴无融合。在思想形态上是东欧与西欧式二元对立。没有融合中国自己的哲学和传统，也没有找到这一融合的方法。这30年的发展不过是建立在49年后的闭关锁国的“落后红利”上的。它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的大历史阶段是吻合的。主要是模仿与借鉴西方。但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说，不是看到国外什么风格新，就去把自己变成什么风格。而应该是用那种风格充实自己的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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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2009-2039年，这30年在诗歌写作上应该叫做“后当代写作”。1979-2009年，这30年只是为现在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汉诗将有机会做到真正的创新。让全球的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传统交汇，熔铸新的华夏精神。它的思想形式由于中国哲学的加入，真正走向了多元。这一过程将构成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怎么融合？如果孔子活着他会怎么做？一定是中庸，中和古典诗歌与西方的诗歌风格；一定是形则诚，从形象上展现华夏文明之致诚。如果老子活着他会怎么做？应该是反者道之动，一生二、二生三，和守雌为天下溪，讲求过程的发展、东西方的融汇和矛盾的统一。用周易的角度能怎么做？一定立象以尽言，象数为文，重视语言的形式的美学与言外之意。诗人怎么化用中国的传统文明资源，将成为这30年诗歌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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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这世界还有什么诗意值得书写，那就是可能性。这也是世界的本源。不要认为历史是固定的，可能哪一天打开一座春秋时代的坟墓，中国的历史就会重写。老子已经出土了很多版本了，它们均有差别，连历史都是多元的。所以我们必须用一种开放的结构描述这个世界的诗意。世界是动态的，这也符合周易的传统。也许中文的形象化，更容易表达这种意境，这对世界状态的写作会不会将是汉语诗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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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过20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吗？200年后，紫禁城可能仍将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孔夫子和论语必定还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李白和杜甫将依然令人陶醉，依然作为诗歌的标杆。200年后，肯定有更多的人写诗，或许机器人也能写诗了。他们会写什么样的诗？他们怎么看待200年前的我们的作品？一旦文学的时代性、圈子、利益关系被时光洗刷干净，作品就被还原成它本来的价值。200年后的人将比我们更能看清楚我们自身的狭隘、浅薄与荒诞，看清楚当代诗歌对西方的模仿与借鉴。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作品在200年后仍有价值，给后人启迪，并让他们领略200年前汉诗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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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大多数读者不喜欢诗。关键是，一般读者难以区分诗歌的优劣。他们需要一个评判的标准。但官方的文联和作协，这种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党政文学一体的评价体系已失效了。纯市场的销量模式，从根本上忽略了诗歌本身。而各种诗歌圈子，往往自说自话，以身处的流派为经典，缺少全面性。那么读者依靠什么呢？似乎只能靠传播价值了。可在传播上，诗人的自残与诗人间的骂战，或诗人的跨界演出，以及资历和名头，往往比诗歌作品更有传播效应。这极大的伤害了诗歌本身。从这个角度说，古诗的“形式即标准”的模式令人向往。古诗的形式，即是写作的标准，也是阅读的标杆，它能帮助读者筛选优劣。这不正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吗？这个传统是否应该被我们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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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季老。不要在记忆中，还认为季羡林是一个邋遢的老头子。他应该还是那个，在哥廷根学习生活了10年，并经历了婚外的异国恋情的翩翩学子。而在哥廷根市中心有一座“牧鹅少女”雕像，来自格林童话，说的是公主带着女仆到异国履行婚约，女仆却在半途冒充了公主，真正的公主只能每天去放鹅。故事的结局自然是真相大白、惩恶扬善。但是否没有继承古诗传统的新诗，就是穿着公主衣服的女仆；而真正的传统就像公主，只能去放鹅？这倒有点像文革时的“把一切颠倒过来”。是的，东西方的一些事情从某种角度上看会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性。曾在文革中自杀未遂的季羡林会怎么想这种联系呢？他一定想过。我们有能力把真公主找回来吗？传统是否也在等待汇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