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马丁 鲁德写给梵蒂冈的那张“大字报”，吹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号角，开始把人们从封建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1982年李小山的那张“大字报”，捅开了中国画坛那幢森严的门户―――如同火山喷发，一旦破土，就势不可挡！

当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学生，一个伙伴悄悄的告诉我说∶“有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画不行了”！我看他眼里充斥着惊慌，怯生生的，好像是他做了什么错事。他绕开了杂志上涉及到的人名，就想皇帝死了不能说死一样。那是多么虔诚的心灵啊！我心里也惶惶的，心想∶“中国画完了岂不是我也完了呀”？我开始为中国画的命运担忧，也为李小山担忧，我觉得他真有勇气，真是个英雄―――就想起了荆柯！现在，有人说荆柯是流氓，我认为荆柯就是刺客―――刺客杀了坏人就是英雄。

我的早年生活是在民间工艺和民间美术的环境里度过的，父亲是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是一个技艺超群的木匠、建筑匠，能雕会刻。我的叔叔，堂叔也都是木匠和画工，我这双手也曾经在放学的间隙里跟他们拉过大锯。现在父亲年岁大了，放下了手里的活计，70多岁的人，却不通达世故，说出来的话往往是最真的，也是最难听的。他最大的愿望是我跟着他干活儿，学他的手艺。

……现在我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了。

在国外的这些年里，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穿唐装，那一溜算盘子似的钮扣，走在街上或着集会时，不用介绍人们首先说，哦！你是中国人。当时在名古屋或者哥伦比亚的街上，你说找一个穿唐装的人，找到了哪个人一定是我。后来，我注意到，在中国，除去上海欧佩克各国首脑，穿唐装的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我突然觉得―――穿唐装时的我象个玩偶！

我自幼画水墨画，我爱水墨画，但在后来停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不看也不画，只是在心里默默的想着它，琢磨它；那几年我刻版画，画油画，可无论做什么我都不曾忘记过水墨画；有一次我在印版画的时候突然笑起来，跟前的朋友问我笑什么？我说∶“同床异梦”！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熟人，每次见面，他脖子上总戴着一个用红布缝制的系在红线上的香包。无论春夏秋冬，多少年过去了，他告诉我，那是他挚爱的女人送给他的，原来有香味，年头多了，香包已经没有香味，但那个小小的包里却装进了他的“魂魄”，那是一次铭心刻骨的爱，他说∶“一辈子有那么一回就够了”！他带着那香包去会别的女人，去做嫖客。

徐冰曾经做过一件作品，让两头象征着东西方文化的猪交尾，愚意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强奸……但谁又能说，那不是情愿的，那是一场强暴呢？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剑桥，有一个研究鬼学的心理教授，他大讲人鬼情未了，人们都知道他不信鬼，偌大一个剑桥也没有别人信鬼。他只所以还能在剑桥的讲坛上讲他的鬼学，除去衬托剑桥大学在学术上的宽松，那也是他谋生的一个手段吧。

这个社会真的是可怜，能干聪明的人满世界跑，有气节的人却象侠客飞贼不多见了；每个人都伶牙俐齿，有八个面孔，都变成了物欲的奴隶……

每当我看到那些先生们，用颤抖的声音，在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发表那些连他们自己也不准备实行的“理论”时，我不仅要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啊”？！

2003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