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8日，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文献档案，带观众走进90年前的历史现场。

  1933年3月5日，由国营招商局派遣的江靖轮抵达上海金利源码头，船上满载着故宫的珍贵文物。漫漫南迁征程，拉开第一篇章。

  20世纪30年代，为避日军侵略战火，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和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1.9万余箱文物，开启了一场历时20余载、横跨10余省市、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整个文物南迁过程虽历经艰难曲折，但在故宫博物院与诸多地方政府、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守护了国宝的安全，文物基本完整保存。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

  为纪念这段值得永远珍视的民族历史，故宫博物院与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在故宫文物南迁首站城市上海举办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展览通过“国之瑰宝 烽烟南渡”“沪上四载 古物重光”“文脉赓续 生生不息”3个单元，以多元化的展示手段再现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记忆，带领观众重温先辈们为典守国宝而不懈奋斗、不惜牺牲的故事。

  辗转万里护国宝

  “我是1938年出生在故宫文物南迁途中，一路跟随双亲和南迁文物不断播迁长大的……”在展览开幕前夕的座谈会上，85岁的庄灵老先生讲述了他的南迁记忆，令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庄灵的父亲庄严，又名庄尚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4年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正式入职故宫博物院。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分五批南迁上海，总计13427箱又64包。此外，还有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065箱又8包8件文物一同迁运。

  庄尚严接到押运文物的指令，其中包括10件先秦石鼓。每件石鼓重约1吨，上面镌刻文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受压或摩擦容易脱落。如何将这些石鼓打包装箱，成为摆在庄尚严面前的一大难题。

  经过苦思冥想、请教专家，庄尚严找到了包装石鼓的方法：先把极薄极软的绵纸蘸水浸湿，再用镊子把湿软的绵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然后用薄棉花层层覆裹，包上四五层之多；再用糨糊黏好，用细麻绳捆扎停当；外面再用厚绵纸裱糊，用粗麻绳捆牢；再包上三四层棉被，并用粗麻绳扎紧。把包好的石鼓分别装进大木箱，塞紧钉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经过这样严密包装的石鼓，虽历万里辗转颠簸，途中还遇到过翻车事故，却依然毫发无损。

  展厅里的投影清晰展示了文物播迁经过路线图。1936年12月，存放在上海的文物运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保存库。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相继爆发，文物分三路向西南地区疏散。南路文物溯江而上，初藏长沙，后取道湘桂公路，辗转于贵阳、安顺、巴县等地。北路文物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中路文物沿江西上，初存汉口，中经宜昌转运重庆，又经宜宾转运乐山，秘藏于安谷。

  1938年1月，庄尚严带着南路文物抵达贵州贵阳。同年11月，他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在贵阳出生。

  1939年初，战火逼近贵阳，庄尚严护运文物迁至贵州安顺南郊的华严洞。1944年冬，日军攻陷贵州独山，庄尚严奉命押送文物迁往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飞仙岩。

  “这张照片是我家搬家时发现的。”庄灵指着一幅文物箱件装车的照片告诉记者，照片中的箱子不是木箱，而是此前为出国展览专门定制的铁箱。庄尚严负责护运的80箱文物都装在铁箱里，堪称故宫珍品，其中有散氏盘、嘉量、颂鼎等青铜重器，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祭侄文稿》、巨然《寒林晚岫图》、崔白《芦汀宿雁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书画名作。

  西南地区气候潮湿，每逢晴和之日，庄尚严和同事们便将怕潮的书画、善本取出来晾晒。“每次晾晒的时候，父亲都会把我们四个儿子叫去，给我们讲解历代名画。”庄灵说，晚上睡觉前，父亲还会和四兄弟玩“名画接龙”游戏，考查他们对故宫名画知识是否熟记于心。

  远渡重洋展华光

  故宫南迁文物存放上海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主持下，开展了严谨细致的文物开箱点查、编号造册工作；二是精选故宫文物远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这是故宫文物首次出国展览，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经过专家审慎考量，挑选出735件（套）参展文物，包括瓷器、书画、青铜器、玉器、织绣、古籍、折扇、景泰蓝、漆器等。

  为了取信于民，在国宝出洋之前，先举办一次预展，将所有参展文物向公众“亮底”。1935年4月至5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原德国总会大楼）举办。展览设6个陈列室，分类展示青铜器、书画、瓷器和善本图书等，各类展品分别按年代顺序陈列。预展会掀起了观展热潮，上海市民争相购票，一睹故宫所藏历代精品的风采。

  1935年6月7日黎明，萨福克号军舰载运参展文物离开上海码头，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庄尚严随舰照料。7月25日，萨福克号抵达英国朴次茅斯港口。

  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伯灵顿大厦举办，吸引了42万余人观展。

  “这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大规模出国展览，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首席专家郑欣淼说，大多数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艺术品主要是陶瓷器，这次展览拓宽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认识，他们观展后发现被其视为装饰品的玉器、珐琅器等亦有精美的艺术，尤其是认识到一直为西方所忽视的书画是中国艺术的主流。

  展厅里展示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海报。海报主体画面为双骑吏，并点缀有飞鸟和奔鹿，这与中国古代画像砖上的图案极为相似。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告诉记者，经过研究考证，可以确定这张海报的设计者是林徽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画像砖研究是西方汉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林徽因巧妙地把握住了这个学术热点，以画像砖为主题元素设计了这张海报，吸引大家来看中国文物展览。”

  文物回国后，于1936年6月在南京考试院明志楼举办复展，让公众看到所有展品均完璧归赵。同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著录展品735件（套），分门别类，中英文对照，供中外学者研究参考。

  原藏于故宫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集成之作。1933年至1935年间，商务印书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这张‘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照片，是商务印书馆提供的珍贵影像。照片中，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还有故宫博物院的欧阳道达、庄尚严、梁廷炜、宋继隆。”徐婉玲说。影印珍本问世后，引起热烈反响。1936年3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成为中苏文化交流的宝贵证物。

  1940年1月至1941年6月，故宫博物院精选100余件文物在苏联展览。此外，还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举办多场展览。这些展览既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士气，又向海外传播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脉永流传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存于西南各处的故宫文物集中到重庆。展墙上两张老照片，记录了故宫博物院职员与家属在重庆南温泉郊游的温馨场景。“这位戴帽子的是我父亲，他怀中搂着的是我。”凝视着这张70多年前的老照片，庄灵的思绪仿佛回到了童年。

  1947年12月，南迁文物全部运抵南京，存入朝天宫保存库。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部分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告华东局、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命令联络故宫博物院科长欧阳道达，保护好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1万余箱文物。展柜里展示的档案，还原了这一历史细节。

  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南迁文物分三批运回北京。1950年1月，首批文物及器材1500箱北返。同年2月，故宫博物院从中挑选180件文物在乾清宫举办还京文物特展。1953年6月、1958年9月，第二批、第三批文物返京。历时多年的文物南迁，终于画上了句号。

  “故宫文物南迁史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历史，也是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王旭东说，“故宫文物南迁不仅诠释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之时的团结力量；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灿烂文明，而且对其进行了有力的传播。”

  “今天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冯明珠说，故宫文物南迁是联系两岸文化的纽带，迁台文物让中华文脉在台湾得以赓续传承。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总编辑盛若蔚说，希望通过展览，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不可磨灭的民族历史，让更多人感受老一辈故宫人“视国宝如生命”的典守精神，推动全社会共同守护好先辈留下的宝贵遗产。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