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朔(台湾作家、评论家)
一九八七年，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波尔(V.S.Naipaul)写了一本有心灵自传性质的《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写一个移民作家心灵的忧伤及漂泊。所谓“抵达之谜”乃是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安基利柯(Giorgiode Chirico)一幅作品的名称，而这个名称乃是法国诗人阿波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所取。画里有个码头，背景露出古船的桅杆，空荡荡的街道有两个人，一个可能是抵达之人，另一个可能是码头当地人。画里的寓意似乎是说抵达的异乡人在抵达之地找不到出路而要回乡，但他赶到码头时都发现那古船踪迹已杳，他已被困在黯淡的时空胶囊里。在那本着作里，奈波尔以那种独特的印度式感伤娓娓的诉说着他的心灵漂泊感，见证了“四海无家处处家”的空旷苍凉。
我们由奈波尔的自述，已知他是1950年代移民潮的时代由千里达赴英留学的，他的确过了很长一段苦日子，尤其他选的是难度最高的写作生涯，更是历尽艰辛才进入主流的文艺圈，这使他后来纵使功成名就，但那种自视为陌生人、漂泊者的心情从未改变。他在生活上应该不是悲惨，但却是那种比较形而上的忧伤。但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及欧洲移民工人则完全不同了。
今天的人们已知道，近代社会早已在“合理性”下掩护着许多阶级的、族群的或文化上的歧视及压迫。城市的空间建构就是个例证。各统治集团在阶级偏见下，总认为土地分区使用，宽广的街道，整齐清洁而空间宜人的住宅群落、高楼大厦林立的商业区和卖场，这才叫做城市，这才称之为都市的合理性。至于城市穷人们所居住的地段，那些狭窄的巷弄，湫隘的房舍，由于公共设施低劣而排水不良、垃圾满地、脏乱不堪的地段，则被认为是“城市之癌”，而任它自生自灭。而人们今天已知道，当人们选择了让它自生自灭，那种区域就真的会在自生自灭中沉沦为犯罪的温床，那个小区的居民就会在被弃感下成为激烈的复仇者。奈波尔那一代欧洲许多移民聚落，他们的父母以移民工人身分进入欧洲，他们无法取得公民的身分，无法享有公民的一切权益，注定只能终其一生做现代式的奴隶工人，等到某一天被用完后抛弃。他们的子女也将面对同样的命运，于是在1980年代初，欧洲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移民之子们因为活动空间不足而去占用公有废弃建筑物，而和取缔的警察对打的“霸屋运动”(squatter movement)以及移民之子们和欺侮他们的光头帮白人小孩们对打的小区暴力事件。对他们那一代的移民工人们根本没有“抵达之谜”，只有“抵达之痛”。
而到了今天，终于有了英国记者作家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极费苦心也极具见识的《抵达城市》(Arrival City)，在本书它被译为“落脚城市”。就概念而言，移民到另一个陌生地方是抵达，但从历程和机制而言，他们到了异地后乃是一长串过程的开始，他们都会有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是“落脚城市”，从这里他们开始了未可知的前程。“落脚城市”是一切的起点，如果他们在起点就能被当作人看待，那么他们就会像人一样，虽然辛苦但却会在友善的环境里搏命攀爬，由于经济性移民自古以来都是最强韧的一群人，他们早晚会在努力下脱贫，而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子女也会在接受教育之后有更好的人生机会;如果落脚城市视他们为贱民、为垃圾，他们就真的会在人生旅程上无止境的沉沦以致愤恨下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落脚城市就会双输。
这本《落脚城市》乃是本不凡之作，作者桑德斯深刻的认识到现在全世界已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大人口迁移潮的时代，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迁徙流动，因而移民政策和落脚城市也随之成为当代与气候变迁同等重要的大问题。移民时代的落脚城市，究竟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新兴生长点?或是反过来成为新的动乱源，何去何从的选择，正面临着考验。本书作者桑德斯为了探讨这个课题，不仅穷究当代这方面的研究着作，更横跨五大洲走访了三十座城市与乡村，写成无论从人性、文明史、和当代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各种层面看，都极具时代高度的杰出着作，在我的知识标准里，它这是与科普对应的社普这个领域的顶级着作，对全世界读者、学者，甚至于政策制定者都有振聋发聩，让人的思考能力有焕然一新的喜悦之感。
由人类的社会经济史，我们都知道人类由筚路蓝缕一步步走来，早期的筚路蓝缕经验早已被后代的资产及中产阶级所遗忘，因而理所当然的视后来的中资产阶级价值及合理性为应然，而对筚路蓝缕祖先辈的经验再现，则认为是次等不入流，这乃是都市中资产阶级看到新兴乡村到都市的移民群落，那种歧视感的起源。人们看着他们居住地点的拥挤湫隘和脏乱，本能性的就排斥之、轻贱之，巴不得他们从眼前消失，如果这种心态的人成为执政者，会出现奇怪的道德感将他们的小区铲平，盖起高楼大厦但殊不知这远远超过了那些人的经济能力，只是将他们驱逐到更恶劣的环境，甚或真正的置他们于死地。真正合理也合乎人类历史经验的做法，乃是将移民第一个落脚的城市扮演好移民社会友善的迎宾室角色，尊重他们的求生权利和资格，不把都市中资产阶级价值观横加在他们无力承担的肩膀上，而是让他们享有和我们祖先从筚路蓝缕中发展的机会。每个移民的聚落都是由生存意志强韧无比的人口所组成，他们刻苦耐劳、奋斗不懈、认真学习，运气好的不必一代，平均只要两代，在友善的环境下就可发展到和我们一样成为中产阶级。然后他们离开这个落脚城市，进入主流社会，他们留下来的地方让位给更新的移民，如此生生不息，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也源源不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狄亚·沈思(AmartyaSen)曾经深刻的指出过，新的移民能力、意志什么都不缺，他们唯一缺乏的乃是落脚城市由于友善或不友善而造成的缺乏生存的门路，他所谓的“门路”不是我们所谓的“钻门路”，而是一个友善的城市透过体制化的安排，而使他们拥有广泛的机会。易言之，用当代社会经济学社会资本学派的说法，乃是为他们营造出社会资本异端，有能够值得努力下去的条件。
当代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RobertD.Putnam)等学者首创“社会资本”之说，将货币、人力等资本之外，将社会本身也视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譬如说一个社会的官吏效率良好，即是一种良好的资本。一个社会正式的整个肌理，也都是社会资本的范畴。在一个落脚城市，如果对新移民有偏见，不能取得合法的住民身份，在自由就业贷款或求学上有种种障碍，他们也无法自由开创出适合生存的人际网络，政府也不能在适合他们生存的公共条件上投入资本或任由他们被雇主或不良势力剥削，那么这些移民聚落就缺乏由筚路蓝缕到成长的机会和条件，他们的抵达就只会是噩梦又接一个噩梦，他们的生命也只会下沉，不会向上流动。本书也指出，在友善的落脚城市，已出过巴西杰出的总统卢拉，伊斯坦堡市长埃尔多安，洛杉矶市长维拉莱波沙等成为了不平凡的移民人物，这也证明了人们歧视移民的偏见是如何的可怕与错误!近年来，我愈来愈相信人的问题没有烂苹果，只有烂篮子，落脚城市就是个烂篮子或好篮子的问题。
近年来，全球最大移民潮的中国，移民工人问题日益严重，中国的官吏深受俗化的阶级偏见影响，再加上官僚主义，他们以户籍制度限制工人在落脚城市取得居民合法身份，而在中国无身份，即不可能享有受教育、医疗福利一切权益，因此它们的移民劳工只能在工作地点居住在形同监狱的劳工宿舍，赚取微薄的薪水，有家眷的只能每年过年时见一次面。而今物价上涨，纵使调薪也无补实际，因此近一、两年工人大批过年回乡后即不再回来，许多雇主已不敢接单，许多产业正因移民工人问题而凋萎，对中国经济已造成极大的压力。富士康的工人跳楼自杀事件，青年移民劳工不敢结婚生育，这些问题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落脚城市对移民工人缺乏了友善。中国已有学者认为必须解除城市的身份管制，让贫民窟开放，他们的思维逻辑里，就是让移民工人有筚路蓝缕成长的早期资本主义及城市成长的机会。这种主张看似突兀，但贫民窟里可以出总统、市长，重新思考落脚城市的问题，其实已到了时候。
本书理论及故事都丰富动人，而且洋溢着深刻的人性价值的关怀，洵属极为稀见的社会杰作![NextPage]
作者序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迁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这项运动涵盖的移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多达二三十亿，约是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响。不论就规模或范围而言，这项迁徙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后无来者;实际上，家庭生活因此产生的变迁--不论是农村的大家庭还是城市的小家庭--将就此终结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核心发展：亦即人口的持续成长。
上一次人类出现如此剧烈的迁徙潮，地点是在欧洲与新大陆，时间介于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结果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思想、治理、科技与福利彻底的改头换面。大规模的城市化造就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且随之带来前两个世纪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尽管如此，这种人类变迁的观点却从来不曾出现于是19世纪40年代的报纸或是20世纪初的国会辩论中。人口涌向城市以及过渡性都市飞速地地出现，对许多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但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而城市化走偏了方向所造成的灾难--包括各种苦难、革命与战争--经常正是这种盲目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我们的思考未能虑及这种大量人口涌入的情形，结果新进人口因此陷入困境、遭到排挤、心怀忿恨。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造就而成。他们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于是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我们今天如果犯下同样的错误，认为这种人口的大迁徙无关紧要，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杂音，或是其他人面临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遭遇更严重的暴乱和冲突。这项大迁徙的若干影响早已出现在我们面前：外来移民在美国、欧洲与澳洲引起的社会紧张;伊朗、委内瑞拉、孟买、阿姆斯特丹与巴黎市郊出现的政治冲突。不过，许多变化与断层都完全没有受到注意。我们不理解这种迁徙现象，原因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也不晓得该看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该把当前这种新世界的核心摆在哪里，也没有合适的称谓加以命名。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必须四处游历，我因此培养了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搭乘地铁或电车到终点站，或是深入城市中心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面前的处所。这种地方总是令人深感着迷，忙碌拥挤、凌乱丑陋、环境恶劣，种种规划皆是临时拼凑而成，充满了新进人口与各种庞大的事项。我走访这些城市边缘地带的旅程不一定都是自主的选择：我曾因新闻事件而必须前往孟买北端、德黑兰尘土弥漫的边缘、圣保罗与墨西哥城市的山坡地，还有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里潜伏着许多不满情绪的各种社区。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原本生长于乡村的人口，心思与志向都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且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
我发现这种来自乡间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尽管表象各自不同，但基本功能与人际关系的网络却都具有相同的独特性而且易于辨认。此外，不论在发展中世界的贫穷地区还是西方富庶的大城市里，这些城市飞地的制度、习俗、冲突与挫折都有一套标准的形态。我们必须对这些地区投注远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因为这些地区不但潜藏着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也是贫穷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在当前这个时代，随着外国援助的效果与基本目的遭到深切而且理由充分的怀疑，我认为这些过渡性的城市空间将会带来我们所需的解答。政府与机构若希望认真而持续的投资能够产生长久而不易销蚀的效益，最有希望的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宏观的国家或微观的家庭层面。
为了写这本书，我走访了约二十个这类地区，以便为世界各国的城市与乡村所发生的转变找出典型范例。本书无意一一列出人口迁徙的目的地，也不是人口大迁徙的全球指南。在利马、拉格斯、开罗、喀拉蚩、加尔各答、雅加达、北京、马拉喀什、马尼拉等地，都可见到同样引人入胜的发展。此外，这也不是一部史无前例的着作。移民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都记录过本书中所描述的现象，而且许多学者也都慨然为我提供协助。
不过许多城市居民和领袖都没有意识到这项发展所带来的宏观信息：人类的大迁徙正体现于一种新兴的都会区域里。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即所谓的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那条路，则取决与我们是否有能力注意到这样的发展，以及是否愿意采取应有的行动。
作者: 道格·桑德斯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实习编辑：岳金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