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俊华

    所以，说艺术家是疯狂病患者固然不对，但要说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也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疯狂或变态也完全是有根据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贾米森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的创造才能与情绪有明显的联系，贾米森对四十七位杰出的英国艺术家和作家作了一次调查（作家必须是文学大奖的得主，画家和雕塑家必须是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发现其中十八人或者因精神失常住过院，或者曾经用锂碳酸盐或电痉挛治疗过，尽管调查的规模不大，但38％的人有情绪失常现象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的六倍。照此看来，精神疾患并非完全是不幸。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已非新鲜，贾米森有一张躁郁性精神病患者的名单，看上去像是第一流艺术家和文学家的人名录，其中有：作曲家韩德尔、柏辽兹和舒曼；诗人兼画家罗塞蒂，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作家巴尔扎克、弗吉尼亚·沃尔夫、罗斯金、海明威、弗兹杰拉尔德和兰姆；诗人在这方面的比例更是高得惊人：拜伦、雪莱、柯勒里奇、坡·库柏、托马斯·查特顿都是。当代美国诗人中则有哈特·克兰、西奥多·罗特克、德尔默·施瓦茨、约翰·贝里曼、罗伯特·奥威尔、安·塞克斯顿和西尔维亚·普拉思。

    不过，贾米森也承认，情绪失常绝非创造才能的先决条件，大多数有创造才能的人并非都是躁郁症患者。以莎士比亚为例，就找不出他有任何反常的地方。

    许多受精神病患困扰的艺术家拒绝治疗，理由是随着症状的消失他们的创造力也将消失。许多人在发病高峰时觉得特别敏锐、冲动、热情和富有创造力。例如，韩德尔就是在狂躁症发作最厉害的二十四天内完成著名的《弥赛亚》的。

    贾米森认为，躁郁性精神病与高度的创造能力是可以共存的，因为患者的思想是清醒的，而他们在忧郁时所受的痛苦为他们在狂躁时的工作带来了深度。详见《精神疾患与创作才能》载《大众心理学》1985年第1期。巴甫洛夫也曾指出，歇斯底里病人具有异常的幻想性和朦胧状态，这个问题，过去许多人也都是谈过的。奥斯本指出：“据说德谟克利特曾断言：诗人只有处在一种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的特殊精神状态下，才会有成功的作品……这种情绪上的昂扬自得的特殊精神状态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疯狂，并且在习惯上总是把它看做是与一个人在控制着他的全部机能时的那种正常状态相对立的。”《论灵感》载《外国文艺思潮》第一集。我国古代美学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狂，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转引自《写字与写志》载《艺谭》1984年第1期。他也认为“任情恣狂之际才能创作”。王国维诗：“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发狂使人变得天真年少，也只有天真年少才能“任情恣狂”。相传清代画家傅山，有一次给友人作画，但谢绝友人参观，这位友人就躲在远处偷看。只见傅山动笔之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是着了魔一样，吓得这位友人急忙跑过去从背后把他抱住。傅山感叹地叫道：“完了，你这就败坏了我的画兴。”于是他掷笔不画了。《历代画家的故事》第144页。发狂和变态是情的王国，人情和人性往往在狂态中才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许多艺术家都有这种创作体验。法国大画家柯罗谈他的作画过程时说：“我每次旅游之后都要把‘大自然’请到家里做客，如痴似醉地画上几天：我手持画笔，在我那画室的森林里寻找榛果，听百鸟歌唱和树叶在风声中沙沙作响，看潺潺流水映出天和地气象万千。甚至太阳也在我的画室里起落。”《柯罗——艺术家·人》第80页。郭沫若说他的《地球，我的母亲》是在“神经性发作中”写出来的。曹禺在创作《日出》时，感情激动得令人害怕：“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兽扑在地下，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日出·跋》。这样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

    以上所谈是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变态心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与某种疯狂症的某种类似。现在，我们还可以谈谈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疯狂症与艺术家的某种类似。

    有人去一家精神病院探望一位患者，发现这位患者正弯腰弓背，伏着身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用右手指按平一个个橡皮制的山羊状的凸起物。那一排排的橡皮*，宛如英文打字机的键盘。这是医师为他特制的一种医疗器械，这种橡皮*具有良好的弹性，只要手指一松，它便立即复原。因而患者尽可不停地按平十几个这样的橡皮*而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因为在这位患者眼里，这个世界处处都是凸的，都充满了不平，这使他深感不满而痛苦不堪。他的生命的全部意志便是用手指去按平这个处处凸起的可恶世界。不按平它，决不罢休，他生生死死的惟一追求，就是他所理想的平坦世界。只有在平坦的世界中，他才感到安稳、感到舒服和满足。

    这位患者的精神世界多么使人惊愕。显然他完全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是某种思想、某种情绪顽固地盘踞在他的意识中，以致使他那么执著、那么恒定地重复着同一的动作。还有的患者内心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向去数一数他所看到的一切，如对窗子、钱包里的钱、街上的行人和电线杆等，都要作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顽强计算，精神病学家称这种意向为“计算癖”。从创造心理学观点看，大数学家也经常处在类似状态，例如，十九世纪苏格兰大数学家哈密顿对四元数的运算便怀有一种疯狂的热情。成年累月，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而不能自拔。直到十五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感到问题解决了为止。就是说，这种疯狂状态至少纠缠了他十五年之久。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创造精神！没有这种固执性和恒定性，没有这种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如一日的创造毅力和乐此不疲、欲罢不能的强烈渴望，就不会有创造发明，人类就不会有进步！当然哈密顿的“变态心理”和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并不完全相同。哈密顿还能从变态中返回常态，回到现实，而精神病患者却失掉了这种能力。再有，哈密顿的意向是有意义的，而那位患者的意向是无意义的。但两者的心理机制和根源却是相同的。歌德说过：“真理与谬误出自同一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就是在粗暴地对待真理。”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对我们理解艺术创作的心理是非常有启发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同科学家一样，也是顺从某种顽固而恒定的意向的，几乎每一本艺术家的自传都会向我们披露这种状态。有位作家曾这样表白：“我写文章好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写。写完了就仿佛从一个梦境中醒过来似的，觉得心上的重压去掉了，身子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的心才感到片刻的安静，但这样的安静并不能持续多久。一篇文章刚送出去，第二篇文章又不得不开始写。好像那个推动我的力量从没有把我放松过。我疲倦，但却不能休息，好几次我忍不住要发出一声叫喊：饶了我吧！然而我并不曾被饶恕过。”转引自《处在“强迫状态”中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载《医学与哲学》1984年第10期。这多么像那位不断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恐怕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有过这种亲身体验。作为艺术家，他们注定要一生一世受“苦”，艺术家是“痛苦”的人，他之所以“痛苦”是由于创作；他之所以创作，是由于痛苦。他总被某种强烈的形象和创作欲搅得心神不安，激情难却，可以说他们为形象而生，为形象而死，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当贝多芬发觉自己变成聋子时，他几乎陷于绝望。他后来表白：“我的不至自杀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贝多芬传》第50页。艺术犹如猎人，艺术家不过是猎物。艺术是胜利者，艺术家总是幸福的失败者，这时候艺术成了内在的策动力，它抓紧艺术家使他成为工具。这是因为艺术家的主动的自觉意识在这时已失去其作用，完全被潜意识所规范。艺术家在创作时，总要忘记自己，他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仆人。他们往往是在“病态”中一往情深地追求和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他们根本不是想创作，而是必须创作！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