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蒙
1980年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测验，主持者请求一些美国居民列举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名。他们的答案中提到了孔夫子、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排名第四的是功夫演员李小龙，排名第五的是并不存在的侦探小说中的人物陈查礼。这就很有趣了。
小说和电影是能提供某种信息的，但是这种信息不一定准确。
美国华裔英语女作家汤婷婷描写了在美的华裔早期移民修建横亘美国的大铁路的情况。还有一些电影表现了早期华裔淘金者。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华人的坚忍，勤劳，刻苦，节省与服从长上、服从命运的特点，也表现了某些华人的嗜酒，嗜赌，殴打妻子等。我想这些作品大致上是写实的，我对它们的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
小说与电影不仅有写实的一种，也可以包含许多虚构和想像。一些好来坞的娱乐片中，唐人街的华人多是非法移民、黑手党徒，充斥在那里的对于华人的负面描写就是想像的成份居多了——如果我不说这里有什么偏见的话。事实如何呢？请注意，例如1993年美国移民局的统计，中国人在非法移民总数中，并不占首位，数量上占首位的非法移民恰恰是来自一个欧洲国家。
一些在西方十分畅销的小说，如谭恩美的《喜福会》（joyluckclub），也包含着明显的对于西方读者趣味的迎合，改编的电影把中国的民间比喻“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竟然表现为一个中国女人当真从中国拿着一片鹅毛不远万里到美国去探望亲戚，这是荒唐不经的。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动人之处，我无意在这里对全书做出轻率的价值判断。
不仅在西方，近年来，在中国，许多作家和电影导演，热衷于做“被看”的“他者”，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奇特，神秘，古怪，以至于贫穷，野蛮，残酷，愚昧。一些青年作家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科斯的成功受到了极大鼓舞和启发，他们也热衷于用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神秘的东方”，热衷于写一些匪夷所思的地理条件下的闻所未闻的故事，即专写穷乡僻壤里的奇闻佚闻，或只是曾经存在于一些人的口头而早已灭绝了的奇风异俗，加上来自原始迷信的传说故事。
可能是由于外国硬通货的吸引力，更是对于西方文化的追逐，一些急于成功的作家从开始谋篇就考虑到翻译成外文的前景，竭力投合西方可能的读者的口味。电影也是如此，张艺谋的才能是世界驰名的，他在中国也有极多的观众，我个人对他的成就一直极表敬意。但是他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片中所表现的挂灯以表示“驾幸”，捶脚以增进性欲等情节，全都是杜撰，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性风俗。电影家、小说家有权虚构情节，对此我对我的同行们没有任何异议。问题是如果有机会告诉北美与欧洲的观众，哪些情节是写实的，哪些情节是杜撰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许就更好了。
也许这些提到了的小说和电影更适合于娱乐和抒情，而不是反映中国的真实。也许那些奇特的描写表现了作家的出色的想像力，乃至具有某种文化学的意义，但它们显然无助于正确地了解中国。请不要太相信流行在你们那里的以中国人和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和电影，想了解中国还是到中国去看一看更好。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多妻制。描写中国的多妻故事也许迎合了某些男性的性心理，所以这类题材的作品很容易得到市场。
我的朋友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多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得到了巨大的成功。我在部长任上支持他完成了此片的拍摄。他描写的皇帝与两个妃子同时做爱的场面，其中对被单的起伏的表现或许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因为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时用对于牙床、锦衾和罗帐的描写来曲折地写人们的性生活。然而，具体到中国皇帝，他同时与两个女人做爱又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是猫王，他们大都患有性无能症，多妻制对男人也并非总是好的。当然，同时，中国的旧时代虽然允许男人特别是皇帝的多妻，从道德和风俗上是绝对不允许同时在同一张床上与一个以上的女人做爱的。群交和乱交，这在中国是没有记录的，它的发明权显然是属于现代西方社会。
上面提到的只是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重要的是，贝尔多鲁奇的电影表现了对于中国人在近现代的遭遇的巨大同情，面对着历史的冲突，历史的曲折，历史的考验。历史的挑战，个人常常是渺小的，个人的选择余地是很有限的。那些动不动想教训中国人的人，那些整天要给中国人上文明社会的ABC课的人，遇到了中国人在近现代遇到过的境遇，我不认为他们一定比中国人表现得更有道德或更智慧。
简单的结论：
小说和电影对于“他者”的形象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不一定可靠。
为取悦西方受众而过分地编造，虽然可能取得市场上的成功，从艺术良心与艺术质量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很可取的。至于具体作品，还是要看整体评价，我前面提到过的张与贝的电影，从整体上看都是优秀的成功的。
全球化的进程将使东方不再神秘，依靠神秘来吸引受众，将不可能长期成功。
(编辑: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