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张广天凭借《切·格瓦拉》.《圣人孔子》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成功地在戏剧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引起反响，也由此被认定为“先锋戏剧”的旗手之一。2006年的《圆明园》之后，张广天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眼皮里摘下的梅花》、《野草尖叫蓝靛厂》等口感独特的作品，基本扬弃了早期作品的布莱希特模式，向“后戏剧剧场”靠拢（“后戏剧剧场”这一概念基本可以涵盖张广天一向鼓吹的“材料戏剧”、“台下戏剧”等观念）。张广天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剧场作者”，他的作品往往由他一人包办剧作、作曲、导演，甚至亲自登台出演角色，这在国内戏剧界是非常罕见的。
此次，张广天在沉寂了一年多之后，突然在杭州筑起《北城》，叫人有点猝不及防。因为《北城》是一个很难被界定的作品，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艺术作品”。给《北城》一个“公允”的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首先，《北城》是与其外部框架纠缠不清的：张广天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他之前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他发表过什么样的观点（关于艺术、社会、历史等）？他为什么要演出《北城》？他是如何创作《北城》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如何为《北城》定调（自辩）的？评论《北城》肯定是无法忽视这些问题的，它们甚至成为了《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由于该剧的外部框架体积过大，造成了艺术的萎缩。也就是说，“张广天在杭州演出《北城》”这个“行为”要大于《北城》的“艺术内容”。所以，我们必然要对这个“行为”的“前因后果”进行仔细考察。这个“行为”是否成功，甚至比“话剧”是否成功更为重要。
《北城》是一个为房地产商定制的“话剧”，所有的制作费都来自某房地产商。张广天在该剧的宣传语里叫嚷道：我是赤膊上阵、丧心病狂地为房地产商做广告。他认为他为之鼓噪的房子要比艺术作品（话剧）有趣得多：我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羞辱苍白的艺术。他甚至为当前的“话剧现状”开出了解药：我是向房地产商投降，我认为当今戏剧的出路正在于房地产，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戏剧。张广天的“狂言”，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了阐释：以投靠“敌人”的方式来抨击“自己的阵营”。在《北城》尚未首演的时候，许多圈内人都在揣测着张广天的动机：真的是做广告？真的“植入”了？按照常理，像张广天这类极具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的“艺术家”应当时刻保持警觉，与世俗世界和商业利益保持距离。结果，《北城》的演出让圈内人和熟悉他的观众大跌眼镜，在他们看来，张的做法无异于“自毁”。但张反而叫嚣：文人就可以这么不要脸！张“抹黑”了自己，也“抹黑”了“话剧”和“话剧界”，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唤起了人们对“话剧创作”的关注和反思。所以，与其说张广天又搞了一个恶搞的话剧，不如说，张广天又恶搞了话剧一把。
《北城》真的是“植入”了，北城在剧中化身为主人公“北辰”，他是一个买不起房子的青年男子。还有一个穿着纱裙的滑稽男演员，时常出现在舞台上，伴着恶俗的三拍子乐曲，现场播送广告：买一层，送一层，只需40万。同时，其他演员在观众席里向观众散发“楼书”。在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售楼处的工作人员走上了舞台，现场答疑并办理业务。而演员们则坐到了观众席里的空位子上，怂恿观众提问。这样做的结果是：首演当晚，就促成了2单现场交易。演到第四天的时候，通过观看《北城》而下单的交易已达到了6 单。其后的“业绩”，我没有继续追踪。张广天对这样的“业绩”表示“还算满意”。这样的“业绩”，标志着《北城》“行为”的成功——张广天成功地帮房地产商卖出了房子！这是《北城》的高潮，《北城》的整个反讽话语系统也由此得到了激发。
北辰是一个“一根棍儿挑两个蛋到处晃悠”的城市青年，他爱上了一个很“现实”的女孩。世俗的人们给他算了一笔账：想结婚买房，过上童话般幸福的生活，需要花费好几百万元的代价。最终，“现实”的女孩离他而去了。他在痛苦万分的同时，也“积极上进”，开始了白领生活。突然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认为爱情比金钱更可贵的女子，他茫然地与这位女子坠入了爱河。如此苍白的剧情，穿插着几段对“小资”、“爱情”等事物的集体批判，以及几首现场演唱的歌曲，这就是《北城》的全部“艺术内容”。也许，这也是有意为之的反讽？
观众的反应也许比剧情更有意思。在我的印象中，实验戏剧的观众往往是如坐针毡、一头雾水，对舞台上的表演恼怒不已，一些观众会狼狈地借着微弱的光亮翻看节目册，以求找到某种答案。而《北城》的观众却当真对广告主产生了兴趣，纷纷用手机照着手中的“楼书”，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详情，并与同伴悄声地议论。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看戏，就差在观众席里拨打售房咨询电话了。戏里的演员，正在探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爱情与金钱的博弈，而戏外的观众则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散场的时候，一小部分观众会到现场工作人员那里咨询问题或是预约看房。而大部分的观众，则高谈阔论地离去：戏没看懂，但这个房子还有点意思。没有一份“楼书”和节目册被遗弃在观众席里。
张广天一贯的黑色智慧、反讽话语和批判精神在《北城》“行为”中达到了某种极致，从“行为”的自述到“行为”的过程和结局，张广天一路恶搞到底：抨击了“话剧”、抨击了世俗趣味和价值观、抨击了观众，甚至也抨击了他的雇主—房地产商。而观众的表现，则是活脱脱的“台下戏剧”，直接促成了张广天的成功。我想起了去年看过的一个有大量品牌“植入”的话剧，当时，我吃惊地发现：现场的观众不但没有对剧中大量出现的logo 表示反感，反而为能够识别出这些logo而沾沾自喜。这何尝不是一种反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实习编辑：高雪莹）
